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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涉及到全国民众基本民生的银行收费问题，中间竟然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也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当面制遏。最后变成垄断力量一面倒：银行想收费就收费，想收多少就多少，现在叫停止又是突然叫停。
我在之前的专栏内多次强调，人们所担心的绝不是这0.3元，而是不受节制的垄断力量会不会巧立名目强抢豪夺这些年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越来越多的权势集团会看到在现行制度缺失框架下集体寻租的巨大利益，而纷纷加入到社会盘剥的队列中。据了解，在过去的几年中，银行新增收费已多达20多项，而正在酝酿的收费还有不少，可见跨行查询费绝非心血来潮之举。试想，如果明日难以计数的收费项目如潮水般涌来时，你将何以阻挡呢？要是那样，整个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权贵的寻租性结构中，而不再是激励经济发展的生产性社会结构，这就是人们对转型改革过程中制度缺失的最大担忧！
此次收费事件的开始和叫停都让我们见证了这一社会危害。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次事件，最大功臣是最终出台叫停政策的中国银行业协会的大力协调。而以“国际惯例”发起这次收费运动的中国银联，却“哑巴吃黄莲”，只能保持少有的“保留”意见，实在是大跌眼镜。银行金融服务业向来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为什么直接管制机构权力失效了呢？莫非真出现权力管制的真空？显然不是！而一个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权力功能的中间性行业组织，为什么就能让“银联”闭嘴呢？
芝加哥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和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对此类问题有过非常精彩的经济学解释。他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利益集团一旦足够强大，很有可能会利用贿赂、院外游说等手段，以达到“俘获”管制者，最终使得政策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在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生活的权力制衡社会中尚且如何，正处于改革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因为制度的缺失，无疑给了善于钻营的利益集团更大的寻租空间。此次收费事件，管制机构非但事前没有制止，而事后也没有及时调节，不能不说这中间有斯蒂格勒、贝克尔眼中的“管制者俘获”，当然现在不能妄加推断贿赂、捐赠之败德行为，但其间有“共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共同利益”使得某些政府机构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和正义性，也使得中央政府的一些调控政策陷于失灵的尴尬境地。
回头再看看那满肚子怨气的中国银联，之所以落得如此被动，唯一的可能力量就只能来自于系统内部。或者是竞争的压力，也或者是民意所造成的上级行政压力。从现在看来，两者兼而有之：
一方面，由于今年4月初，汇丰、渣打、花旗、东亚四家外资银行在内地的100多家网点同时开业。本月中旬，这些外资银行开始向普通居民提供人民币存款、贷款等零售业务，对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而对国内商业银行服务水准一直不满的消费者很有可能选择“用脚投票”的策略。早在跨行查询收费之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95.8%的公众认为“不合理”，可谓怨声载道。金融开放下的国内商业银行内部竞争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取消跨行收费，以消除民间的各种不良影响，显然是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行政压力。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期间所做的努力值得大书一笔。在去年正式收费当日，她就起草了紧急建议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惜，当时正值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相关部委并没有马上答复。今年两会期间，她又起草了“关于停止跨行查询收费的再建议”，旋即得到来自广东、黑龙江、四川、湖北、广西等5个代表团中5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联名支持。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提议会得到如此有效而迅速的反应。面对黄细花背后强大的民意，习惯了垄断环境中的中国银行业不得不通过中银协这一无关紧要的协会赶紧下了这个台阶。
我所期待的那个“深喉”并没有出现，估计短期内也不出现。不过，所幸的是我们还有了黄细花。尽管我们现在仍无法在程序上为自己的正义辩护，但对于之前毫无经验的中国改革来说这毕竟是不小的进步。对于公平和正义的缺失，我们正在觉醒，道德和制度的裂口也正在渐渐融合。如果年底要评选2007年中国经济风云人物，我会毫不犹豫投黄细花同志神圣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