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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忧心忡忡者而言，六次东扩也罢，2006年经济增长2.7%也罢，太多的偶然性就像“克娄巴特拉的鼻子”一样，让欧洲一体化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土耳其之类的非欧盟欧洲国家似乎更钟情于“落魄江湖把酒行”的单身生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非欧元区欧盟国家对区别待遇不以为然，而法国、荷兰等欧元区VIP则颇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之想。或是人各有志，或是同床异梦，“个体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的悲剧”似乎越来越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可能归宿。
欧洲一体化真会倒退吗？也许事实并没有忧心者想象的那么悲观。虽然种族、信仰、政治和经济差异注定第七、第八次东扩不那么容易骤然发生，但这最多只是让欧洲一体化维持原状而已。能让“大欧洲梦”一夜惊醒的，是在民族主义波澜四起、统一政策屡遭非议、欧盟宪法接连受挫、新旧成员潜在角力、区内博弈日益深化的现时背景之下，成员国可能的退出。
仅从经济角度看，鉴于成员国几十年来的汇率制度选择偏好，退出者即使退出也不会选择浮动汇率制，成员国是否退出欧元区的问题由此可以简化为三种合作程度不同的固定汇率制的选择问题：合作程度较低的二战后到1970年的跛行货币制度；合作程度中等的1971到1978年的联合浮动制度或1979到1998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制度；合作程度较高的1999年至今的统一货币区制度。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选择意味着放弃，而放弃总是会带来机会成本。
由于合作程度不同，退出成本大小也不一样。所谓退出成本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作者、著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提出的菜单成本，这个概念最初是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但汇率作为一种货币价格，也适用于此。很显然，成员国改变汇率制度选择，汇率标价必然波动，而贸易结算的菜单也必须相应调整，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就是菜单成本。二是信誉丧失成本，固定汇率制相对于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不同就是以政策可信性换取了政策灵活性，合作程度越高的固定汇率制，政策可信性越强，而从合作程度较高的固定汇率制转向合作程度较低的固定汇率制，必然会带来可信性的丧失，鉴于政策信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这种可信性丧失成本不容忽视。三是重建货币成本，这仅仅对应于合作程度较高的统一货币区情形，由于单一货币的存在，任何成员国退出这种固定汇率制都意味着必须重建本国货币，这种重建货币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不仅需要时间、信心的长期投入，还需要资源、储备的巨额耗费，由此带来的经济成本往往超出想象。
虽然这里不能给出经济学范式的模型推导，但从退出成本来源的分析也足以看出，对合作程度由低到高的三种固定汇率制度而言，其退出成本也是由小到大呈阶梯式分布，这意味着从合作程度较高的固定汇率制向合作程度较低的固定汇率制转移是不理性的，这种合作程度与退出成本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很自然地带来了一个不期而遇的政策含义：从经济角度审视，欧洲一体化不可逆转。特别是对合作程度较高的统一货币区情形而言，高昂的退出成本使其具有了较为稳健的显著优点，外部投机冲击对整个统一货币区稳定性的影响微乎其微。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诸多负面“偶然性”的可能发生并不会让欧洲一体化的全番努力付之东流。
历史似乎也提供了足够佐证：1954年《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因法国国民议会投票的否决而失败；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反对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将决策机制从全体投票通过改为多数票通过；1969年，《欧洲货币联盟》因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及经济危机的多重冲击而夭折；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因丹麦选民在全民公决投票中的否决而告终；2001年，旨在改革欧盟机构和为欧盟扩大做准备的《尼斯条约》也因爱尔兰选民在全民公决投票上的否决而告终。这些在当时看来“耸人听闻”的“偶然性”最终都没有威胁到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前行。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偶然的惊涛骇浪最后仅仅构成了小小浪花，在欧洲一体化滚滚向前的潮流中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50年只是看上去很长而已。就算新一轮的欧盟宪法问题求解会在5月或是6月成为又一个令人沮丧的“偶然性”，我们也需谨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正如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部负责人Mark Leonard所言：“迄今为止，进展虽有限，但人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下看待其国家政策的情况已在全欧洲创造出一种政策上的真正竞争。欧洲平均水平能极大地增强欧洲公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