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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一是当前这是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题目,二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就在上个月,我与我的学生们就讨论了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一篇非常不错的经验研究的经济学论文,从中了解到了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也更了解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对此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之后,论及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少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把收入不平等(用吉尼系数代表)包括进去。跨国的数据拟合往往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了跨国的截面数据,它不能告诉人们,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扩大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经济增长。后来有经济学家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经济可能促进了经济增长。他们的解释是,在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里,政策往往更可能受到中间人群(中等收入的人群)的影响,而广大的中间人群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高税率来鼓励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而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安泰管理学院的EMBA的论坛上,针对分配与增长,我讲了四句话。第一,经济学家还没有就收入分配与增长的关系给出清晰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不具有线形的性质。经验上的研究也五花八门,找不到一个稳定的经验模式出来。也许我们只能说,经济增长是公平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增长并不自动保证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果。
第二,公平这个概念难以精确度量。虽然统计学家发明了一些方法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但这样的衡量依然是根据狭义的收入定义所做的事后度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人们能接受多大程度的公平,这些问题是人们“感受”出来的,并非客观的指标可以衡量。举例来说,按照吉尼系数来衡量或者按照城乡收入的比率或者沿海与内地收入的比率来看,中国这些年来的收入差距似乎是在缩小的。可是,大家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和公平分配的“不满”情绪却在2005年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国人所感受的不平等与官方或学界度量出来的指标之间似乎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感受的不平等或收入不公的程度,往往是与情感、情绪、媒体和社会思潮等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几年,由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某些经济学家对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感受突然加强了。
第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关。我相信后者的关联是存在的。它源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与资本的交换、普遍的寻租以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等等。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发展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趋势。我们知道的是,这两个问题在中国都存在,但还不够清楚的是,到底哪个是主要的。
最后,当我们在谈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时候,还需要把贫困放进来。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的近30年间为减少贫困做出了世界瞩目的贡献,而这个贡献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当我们还有1亿多劳动力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就业的时候,当我们还有将近1亿人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的时候,也许最大的不公平是绝对的贫困而不是收入的相对差距。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来逐步消除贫困。因此在这里,贫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复杂化了。在政策制定方面,政府面临更艰难的选择。
我们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来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我们增长太快,又可能恶化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在一个正处于资本形成加速的时期,国民收入的分配会都向资本集中,如果社会舆论引导不好,社会对收入不平等的承受能力会陡然下降,如果处理不好,还会丧失经济增长的好时机。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值得国人备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