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翻检民国期刊，翻到一本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学术杂志，名为《经济学刊》，于右仁的题字。仔细一看，主办方是复旦大学经济学会，由上海四马路上的光华书局出版印刷，零售价大洋六角。遗憾的是，这份杂志似乎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我看到同时出版的复旦社会学系的刊物则坚持了好久。尽管如此，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现存这本300余页的《经济学刊》里看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经济学界的一些情况。

　　写发刊词的是陆锡桢，他也是这本学刊的发起人。但他后来进入新闻界，先后创办《华安》、《华美》等杂志，与学术界渐渐拉开了距离。这本《经济学刊》后面收了他一篇文章，名为“心理学派的价值论”，用现在的术语说，就是“效用理论”。先后讨论了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边际效用（陆译为界限效用）、替代效用（代用效用）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归算论”思想，上溯韦伯－费希纳定律，下及庞巴维克。比起来，十余年前北大学生创办《新潮》杂志，刘秉麟在上面介绍“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内容还十分粗浅。从陆锡桢对“边际革命”的准确认识和表述，可以看出整个2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水平的迅速提高。

　　再回到杂志开头，开卷第一篇文章是贾士毅“财政部修正所得税条例草案之要旨”。早年间曾赴日本留学的贾士毅，1911年毕业回国，1912年即进入政府任职，曾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厅厅长很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著有《民国财政史》及续编，是研究那个时段财政状况最权威的著作，后被收入《民国丛书》。他给《经济学刊》提供的这篇解释所得税条例的文章，极为枯燥。倒是最后附了一则新闻，“美国所得税收入锐减”，以此反衬中国财政部制定所得税政策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那时美国经济正遭受大萧条影响，对比来看，很有意思。

　　这本《经济学刊》的主力当然是复旦大学的各位教师，所以有必要先简单介绍当时复旦的情况。复旦先有了商学院，后来成立了经济系，这便是校内研究经济问题的两股力量。1929 年系科改组，原属文科的经济系转而隶属法学院。商科则改组为商学院，下有银行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和国内外贸易系。

　　民国年间大名鼎鼎的李权时就是当时复旦商学院的院长，抗战爆发后由李炳焕接替。他给《经济学刊》提供的文章是“从唯物史观到唯心史观”，全面评价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他这篇文章相当客观，有褒有贬，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热中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

　　经济系唐庆增教授贡献的是“徐光启对于中国经济思想之贡献”。唐庆增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就致力于中西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传教士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这项工作的研究，就是从唐庆增开始的。

　　朱通九先生应该是复旦资格最老的经济学家之一。1922年，朱通九写出了《劳动经济概论》，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劳动经济专著。朱通九的研究遍及劳工问题、金融问题和经济思想，但他这次为学术期刊写的文章，还是他思考最深的题目：“自由与劳工”。因为在1929年末，陈达出版了《中国劳工问题》，又在学界引起讨论中国劳工问题热。朱通九当时正在写作《劳动经济》一书，第二年出版。这篇“自由与劳工”当是他著书时的副产品。

　　写作“经济学说与经济制度”的李炳焕曾留学美国，1926年回到复旦，最初在国际政治系任教，后来转入商学院，在抗战后接替李权时担任复旦商学院院长。五十年代，李炳焕调入上海财经大学。

　　“介绍上海生活费指数”这篇文章出自复旦大学的总务长芮宝公的手笔。芮宝公是统计学专家，复旦校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1935年出版的《统计学概论》，是民国年间国内最常用的统计学教科书之一。1949年后，芮宝公去了台湾，又成了台湾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

　　寿勉成教授则提供的是“私有财产制度研究”一文。寿是早年的复旦毕业生，农业合作经济专家，对社会合作问题有极深的研究。我们现在常用的商务版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就是寿勉成的译本。后来，寿离开了学界，入仕当了国民政府合作事业局长。

　　最后一个让人略有些意外的名字是王云五，而这本杂志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去世，已经编有多部大词典并创造出四角号码检索法的王云五，经胡适的推荐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提供《经济学刊》的是一篇逻辑极清晰思维极缜密的演讲稿———“科学管理之作用与目的”。按照今天的学科划分，这当属于管理学。

　　这本期刊涉及西方经济学、社会思想、农业调查、统计研究、学科方法、经济思想、管理实践等多个领域，水平都很高。而作者阵容也是从政府官员到大学教授，从刚毕业大学生到不菲身家的实业巨子，让人感慨。

　　我猜想，这本期刊的停刊与随后爆发的“1.28淞沪抗战”不无关系。上海曾经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汇集了那么多杰出人物，转眼又星散飘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