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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人知道夏斌这个名字，是在他1993年7月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之后，在他手里深交所撑起了中国内地股市的半壁江山。3年后，夏斌调回央行，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2002年9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专注学术研究。
可是谁曾想，这位中国证券市场上权重一时的人物，至今还不知道怎样在股市开户，也从未炒过股。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股市的关注度：“股市经过几年整顿，股权分置基本成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很好，因此股市不涨没有理由，应趁机会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让国人尽情享受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但对待当前股市投资者仍需保持清醒。”
他观点鲜明：“要保持股市稳定发展，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当各司其职。要看好‘国门’，严防违法违规的热钱进来；央行要控制好货币供应；政府则应当完善相关监管制度，而不是不直接干预股市。股市的问题让股市自身去调整，投资者也会在行情的涨涨跌跌中提高素质，没有必要在泡沫问题上争论太多。”
国内金融业界流行一个说法：在国内金融学术界、实务界、监管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只有“老夏”一人；他是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稀有动物”。
“中国金融业的诤臣”
如今一门心思做学问的夏斌，忙碌中多了一份淡泊。但隔着书堆，夏斌的眼神看起来依然有些“毒”，或许正是这丝掩盖不住的犀利使得他总能最先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私募基金占投资者交易资金的比重达到 30% - 35% ，资金总规模在 6000 到 7000 亿元之间，整体规模超过公募基金一倍，并且呈不断攀升之势。
早在2001年，夏斌在研究信托时，就瞄准了私募基金。当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一个个都像是“地下组织”。业界对私募基金有种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私募基金规模巨大，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这回，夏斌选择了私募市场最活跃的北京、上海和深圳，调查、分析了近7000家公司后发表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轰动一时。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让一直潜伏于地下的私募基金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就在夏斌的报告出来3天之后，中国证监会也公布了同样内容的一份报告，给私募基金研究热再添一把火。
面对去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夏斌前瞻性地提出，央行应尽快动手，控制资本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控制不断投入股市的“热钱”，他建议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至1%，冻结银行存款1500亿－3000亿元人民币。似乎是巧合，央行随后丝毫不差地“照此办理”。
2006年，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上市，农业银行启动股改。海外资金纷纷入股大银行，2001年就出版了《金融控股公司研究》的夏斌，以他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历史和现状的熟稔奋力疾呼：引入战略投资者是必要的，但是在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金融资源的配置大权不能旁落他人，应该确立金融安全理念。这场争论最终以国务院“国有银行国家要绝对控股”的表态告一段落。
央视“中国金融人物”评选给夏斌的颁奖词“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中国金融业的诤臣”，实在非常精到。
在深交所的大胆尝试
1951年出生的夏斌，毕业于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财政部和央行过了几年官样文章的太平日子后，正赶上央行研究生院招生，便再也耐不住了。可主管领导想提拔他，不让走。夏斌却“毫不领情”：“我不要提拔，我就想读书。”为此，29岁的夏斌掉了眼泪，最终如愿以偿。
1985年初，夏斌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一待就是8年。直到1993年初，调往刚组建的中国证监会，后被派往深圳证券交易所任首任总经理。“没想到坐了研究所8年‘冷板凳’后，机会竟然这样意外地来了。让我到深交所干真的了，你想那是什么劲头？”。
夏斌初到深交所时，一直在跌的股市突然开始飘红，于是有传言说夏斌是朱总理派来的，带了几十个亿来救市。“这种说法我也听过，根本没有的事情。”
“当时根本就没有证监会的概念，就是沪深两个交易所在拼命竞争。”夏斌感慨道，市场传“早看深市，晚看沪市”。为了让股民中午也看深市，夏斌调整了深市的交易时间。27个月以后，在夏斌手里，深交所从一个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发展成可以和上交所相抗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
说起来，那时候真正让夏斌感受到压力的是，当市场下跌时，有的股民就直接把责任推到夏斌身上，深交所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恐吓信，“恐吓信很多，甚至还有带血的。”有些股民的行为比较偏激，出于安全考虑，夏斌不得不去香港买了假胡子。
当时夏斌最忧虑的是交易大厅出险情。他跟保安说：“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抱着什么东西往大厅里冲，就先用警棍把他放倒，不要出人命，把可疑的东西往门口广场扔，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如今，深交所这些动人心魄的“警匪战”，对夏斌来说已如过眼烟云。仍让他念念不忘的是，那时候他们在考虑一些大胆的思路，比如采用让利给异地政府的方式，吸引异地企业到深圳上市，开创深市的“离岸市场”等等。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干市场，干市场的目标就是干大！”对这位金融实干家来说，将所学的理论融入实践工作，是最大的乐趣。
“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因为在深交所有些“玩命”，夏斌的身体渐渐难负重荷。1996年，他回到央行。远离股市风云的他，又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而这，正是基于他对金融业透彻的了解。
在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期间，夏斌不断写报告“削自己的权”，把管辖的彩票、企业债券、高尔夫会员卡、基金会、典当行等一些非金融业务从央行分离出去，以加强监管。他的行为当时招来央行下属分行有些“好权”人士的反对。但在今日看来，央行随后的职能定位趋势———研究和制定金融政策，却正中当年夏斌的思路。
两三年间，夏斌大刀阔斧地将自己负责监管的239家信托公司，硬是削减到五六十家，这么大的动作在他的协调下没出大乱子，夏斌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信托老船长”。但把一些银行业务分离出去，必然触及底下分行行长的实权，所以有人给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写信，指责夏斌是“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夏斌的着眼点在整个金融业的大局：“为什么削自己的权？忙不过来、做不好就应该削；不是央行应该干的活也应该削。当官只想着捞权，就容易出事。”
夏斌不但削自己的权，还拆自己的“庙”。早在他还是央行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时，他就协助行长研究相关部门调整方案，提出撤销自己所在的政策研究室。中央编委办公室负责人十分感慨，没见过这样的官，把自己的“庙”给拆了。
其实不管是“削权”还是“拆庙”，夏斌很清楚该怎么拿捏分寸，那自然都来自他对政策精准的把握和判断。夏斌喜欢和人聊天，而他所听到的，往往变成了经济学研究的素材。作为一个官员型学者，这些早已渗入了他的思维定式。
2002年，他从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出来，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潜心做研究。如今在书斋里修炼的夏斌，觉得能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写东西也是一种超然享受：“什么时候社会上对当官没有兴趣了，也许中国体制改革就到位了。”
“每天想想自己在想什么，忙什么，为了什么，就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横贯金融业20余年的夏斌，对人生有自己的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