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反复出现的现象都带有规律性。这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人们往往视其为至理名言，或尊称之“真理因素”。但是，一种“真理因素”被揭示出来，它在多大范围内是适用的，后来的人又时常会犯经验主义的毛病，有时，会把它的适用范围划得很窄；有时，又会把它的适用范围划得很宽。种种不恰当的“划定”，结果便闹出不少“似是而非”的笑话。

　　股市里亦是如此。股市里有许多被称为金科玉律的东西，如“久盘必跌”、“天量后面有天价”等等。这些“股谚”，曾被人屡试不爽；但到了近几年的市场上，它们有时也“豁边”了。这就是说，倘若对真理的适用范围界定有异，那么，这些“真理因素”，有时可以使人聪明，有时又可以使人偏颇；有时可以使人开窍，有时也可以使人拘泥；有时可以给人指路，有时却可以叫人迷路。最近，看了金岩石、韩志国、桂浩明一些证券界资深人士对股市里一些敏感问题的议论，对“包含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的匡正，又得到了不少启迪。

　　比如说，加息是导致股市下跌的最大利空因素。人们常常这样认为。然而，在我们这儿，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我国证券市场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加息与股指表现的关联度好像不十分明显。以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例,1996年5月至1997年10月利率降幅约为45%,同期上证综指涨幅达到45%；1997年10月至1999年6月利率降幅达到57%,但同期的上证综指涨幅还不到10%。由此可见,股指涨跌与利息升降的影响力还难以画上确切的等号。这一次，央行宣布加息，股市索性来了个“加息行情”，3000点大关一跃而过。究其原因，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家炒股可以贷款，加息自然增加了资金成本。假若股市上的收益抵不过资金成本的增加，持股者当然不会做“蚀本生意”了。在我们这儿，大多数投资者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加息，对炒房者是最大的利空因素，倒是实实在在的。

　　还比如说，机构减仓和QFII减仓，意味着它们不看好后市。人们也常常这样认为。其实，这要具体分析。前段时期，有一些机构确实在减仓，但减仓有主动性的减仓和被动性的减仓。三月底，一些基金减仓是主要应付分红和赎回的压力。有些保险机构也在减仓，因为他们的股票已经涨了百分之百，不能再持有了。由此观之，主动性减仓不多，主要是被动性减仓。　至于QFII的减仓，也有同样的问题，是因为减仓，还是因为持股的市值下降了，需要具体分析。据桂浩明先生的研究，QFII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总额度是100亿美元，也就是700多亿的人民币。按照它的仓位比例，很大一部分是买债券的。500多亿的股票仓位，它们的进出对我们的市场有多大的影响，不能过分夸大。实际上，QFII刚刚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时，正好是中国股市低迷期。他们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认知，更多是从H股、中国概念股反映出来。资本市场中只有赢家和输家，外来的和尚未必会念经。既不敝帚自珍，也不妄自菲薄。我们需要的是脑袋长在自己肩上。

　　又比如说，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多少多少，我们的市盈率多少多少，泡沫太大了。一些人也常常这么说。实际上，就市场的宏观背景和发展环境来说，衡量市场走势是否正常，不仅要看市场的市盈率水平，而且还要看利率状况和发展潜力。韩志国先生说，就利率而论，美国一年期的储蓄基准利率是5.25%，其货币市场的理论市盈率是19.047倍；中国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是2.79%，去掉20%的利息税，实际利率是2.232%,其货币市场的理论市盈率是44.8倍。美国经济今年要维持3%的增长率都有困难，而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要压到10%以下却不容易，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美国经济的3倍，为什么中国股市就不能有更高的市盈率呢？应该说，韩先生的这番见解，为我们准确分析市盈率问题，又打开了一扇“窗”。

　　“认识真理的主要障碍不是谬误，而是似是而非的真理”。这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当今中国证券市场上，我们也要警惕“包含某些真理因素的谬误”。用新的事实摆脱旧理论的拘泥，用新的材料来克服旧股谚的偏颇，用新的数据来冲破旧定律的迷津，用新方法来摘除旧知识的有色眼镜，这样，才能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仅仅盯住自己鼻尖下的一块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