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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拈出两句谈点感想。
一句是，“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企不分依然存在，有些部门职责不清，办事效率低；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一些地方、部门和少数工作人员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失职渎职，甚至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存在这些问题，根本在于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另一句是，“合理安排中央财政超收收入。近几年，由于实际经济增长高于预期目标，加上一些政策性增收因素，中央财政超收较多。从2003年到2006年年均超收2040亿元，其中去年超收2573亿元。（以下是为超收做狡辩，为不应该超收寻找超收的理由）超收收入主要用于解决出口退税和退耕还林等历史欠账，依法增加对地方税收返还和一般转移支付，增加教育、科技等法定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基金、企业政策性破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这两句话所讲的事情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简言之就是，政府机关中的老爷兼公仆的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与他们支配、占用、掌管的资金太多有关，而他们之所以支配、占用、掌管了太多的资金，又与近几年财政超收有直接联系。笔者认为，这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是需要好好检讨一下的。
笔者的意见是，从根本上来解决政府机关的高成本行政，那就应该斩草除根、釜底抽薪，从财政减税做起。所谓健全制度、监管到位只能再增加一笔行政成本，监管不是免费午餐，也不能相信审计系统能“审计出效益”来。审计对做大蛋糕效益是绝对无益无补的，它只能再增加一笔非生产性的支出。不久前，国家审计署一把手李金华在应邀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审计工作专题报告时就说，开展效益审计，制止和控制铺张浪费问题很困难，目前有些地方铺张、损失和浪费比贪污腐败问题还严重，行政成本和职务消费缺少节制。实事求是地说，监管、节制政府机关乱花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是跟着、盯着官员？所以，与其劳心费神监管，兴师动众审计，不如不让或少让政府官员支配、占用、掌管纳税人的钱财。
财政减税还有更有价值的作用，即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纳税人大多数是制造蛋糕、创造价值的人，政府减税，让纳税人多支配、占用、掌管资金，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学对金钱的使用有相当成熟的研究，已有四点结论：一，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二，用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三，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四，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政府中的老爷、公仆之所以奢侈浪费、乱滥花钱，正是因为用的是别人的钱。你跟他她讲节约，无异于与虎谋皮。
大明王朝在大祸临头前，朝廷养了太多白吃干饭的，换成温总理报告里的话说就是“奢侈浪费”太严重，吃空了财政。明朝的驿传（据吴思先生的研究，近似于现在的县委招待所兼邮政局，或政府培训中心、驻京办之类）是“奢侈浪费”、“铺张损失”的重灾区，官员及其裙带常常在那里超级享受、白吃白要，官定的接待标准形同虚设，几十个黄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全体老爷，上上下下，小酒天天醉。等到崇祯皇帝亲政，终于明白，有驿站就有这些灾患的存在，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裁撤三分之一驿站，没有驿站了看尔等这些家伙到那里去横吃海喝、敲骨吸髓。但更其不幸的是，在这次大刀阔斧裁减驿站造成的大批下岗驿卒中，就有那位后来叱咤风云的“闯王”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完蛋总伴随着财政危机，所以，政府千万不能养太多的白吃干饭的闲人。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的官民之比已高达1：8，据一位人大代表的统计，在1978至2005年的28年里，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4%上升到24%，而在国际上，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白吃的家伙们除了假公济私、混水摸鱼、奢侈浪费、空耗国力外，别无任何好处。一旦财源出了问题，或出现其它什么不测难题，解决起来就没有腾挪的余地，那样子就会前景不妙。
历史教训不能忘记，经济的常识不能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