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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参加了几次媒体组织的经济金融研讨活动，醒目的标题都标以“盛世”、“崛起”或“大国”。看看户外广告也都充斥着这类字眼，相关讨论也是热火朝天。对于过往屈辱历史记忆深刻的国民来说，这也许很过瘾。国人加速滋长的这类“优越感”，当然是来源于过去近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并在今后仍有良好前景的经济，以及逐步增多的物质财富。
可是且慢，即便是从经济角度讲，“盛世”或“崛起”云云，似乎还远着呢。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占了25%左右的份额，中国仅占5%左右。而在19世纪初，中国的这一份额为32%以上，甲午战争前的1890年还有13%，这还没有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更不用说“大国”和“强国”并非是一回事，“崛起”、“盛世”或“强国”绝不仅仅是个经济的问题，是包含经济在内的诸多方面的综合显现。
何以我们在经济上稍稍开始富裕些，就有了某种自负自大的倾向了呢？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150年落后中的奋争中，整个民族性格因侮辱而扭曲得过于自卑，“憋着一口气”默默奋斗，不断助长着“赶超”和“太想成功”的情绪，以致在境况稍微好转时，便容易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这在那些所谓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文化精英身上，可能体现得更突出些。
值得肯定的是，我们越是落后，越是奋争，并没有消弭于落后之中。但是，长年的追赶也使得国人渐渐丧失了自我，丧失了怀疑精神，太容易想信一种观念一种标准，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当外在的评价或条件改变了时，就不断更换自己的“参照标杆”，有时候越是奋争，却越是迷失。
不是吗？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再到20世纪初被作为“中国文化启蒙”的“五四运动”，一步步在自我否认的过程中全盘西化。从最初只是学习与沿用西方的工业制造技术，到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建构；再到在教育模式与内容上“废旧学，立新学”，将几千年传统教育中的智慧培养、人生学问完全换成了知识及工艺技能的教与学；直至“五四”时期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在文化认同上彻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决裂，本土资源被部分精英们粗暴地统统当作“封建糟粕”扔到地沟里。殊不知，诚如杜维明先生在21世纪所警告的：“假如你对你的文化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一定是肤浅的；假如你粗暴到传统资源统统弃之不顾，而糟粕又洗刷不掉，那西方能够进来的大概也就是以糟粕为主了。”
这些年来，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耀眼的光芒刺照下，我们几乎不计成本在“招商引资”。到今天为止，跨国资本与夹杂其间的奸商在中国内地上如入无人之地，诸多资源近乎被无偿占用，不仅挤跨了我们原本不多的品牌与市场，享受过于优惠的税收与土地政策，还大量通过转让定价等不法方式逃避中国税收，倒是留下了一堆GDP的外壳，却将作为核心内涵的利润全部拿走了，更没有对公共财政做出多少贡献。
即便在中国民营经济已占到三分之一并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有着越来越高的政策诉求时，最起码体现公平的“两税合并”一拖再拖，新税法仍夹带着不公平的“过渡期”；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垄断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改制上市”前，不分情况地非找一家“境外战略投资者”不可，似乎不如此，就会缺些什么，甚至就被认为不是真正的“改制上市”。至于思想理念、精神价值与文化品格，我们只学到了一些外壳，而真正有价值的独立、科学精神并没有学到手。
在这种失去自我的忽左忽右的波折中，无论是我们的价值理念与制度建构，还是文化品格，都很容易走上极端，而凡是“极端”，就容易造成伤害与破坏。当然，不容否认，这种波折与苦难，正是我们追求现代化而奋争的轨迹。但问题是，作为我们奋争起点的所谓“文化启蒙”就偏离了正确方向。
欧洲的“思想启蒙”是在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内部，基于其本土资源而自发展开的，它将人们从中世纪那种套“神谕诫律”性神学控制系统中解放出来，并借此树立和不断强化理性价值观，因此有了在此指导下的科学与民主。但这一“启蒙”并没有否定更没抛弃源自古希腊罗马的西方传统文化价值，相反，启蒙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本土古典思想资源的“恢复”。有了这个“底气”，所以西方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能成功并且可持续。而我们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启蒙”，在将人们从以“王权”为核心的控制系统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否定和丢弃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资源。所以，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资源在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奋争中“缺席”了。没有了自我的现代化，当然就容易迷失与挫折。
因此，当前在西方世界对直接促成其现代化发展的“启蒙”都开始“反思”与“解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该对西方的“反思”予以认真关注？是否也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启蒙”与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奋争与迷失予以深刻反思？要知道，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脱离了本土传统资源而取得成功的！
在这些问题未能求得有效解决之道之前，或者迷失还没有完全终止而清醒过来之前，我们总还是低调务实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