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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 李华芳
以“理性预期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事实上，正如赫尔普曼在这本《经济增长的秘密》中指出的那样，早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家就开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了，这一问题具有持久吸引力。不过直到现在，为什么经济会持续增长，使得马尔萨斯陷阱落空；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国家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真的是因为国情不同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对经济学家而言，答案依旧是“云深不知处”。
伟大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详细解释了分工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提高了效率，而国际贸易又能使一国的财富效应扩散出去。李嘉图解释了这种扩散过程，以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何以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东西再相互交换对双方都有利。但马尔萨斯却指出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人类最终凭借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克服了这一困境。熊彼特解释了创新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派则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例如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都提到了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不过这些解释都是东一枪西一枪，各击一点，零碎不成体系。传统的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总绕不开索罗，就像学哲学绕不开康德一样。索罗开创了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把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当成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在土地既定的条件下，索罗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力）积累的结果。索罗推断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密集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密集程度上升时，经济增长会放缓，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趋同假说”，各国的边际增长率最终会相等，这就是说落后国家最终能赶上发达国家。但真实世界里我们却看到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哪怕有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的扶贫，这种拉大的趋势依然明显。索罗所谓的趋同遥遥无期。
索罗模型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资本积累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大部分，但还是有一部分余值无法解释。这就是所谓的“索罗余值”。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索罗余值的夹击之下，索罗模型还能成立吗？
事实上，几乎所有自索罗以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是在给索罗作脚注，经济学的好处是它是一种累积性知识，你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往前推进。巴罗、曼昆和罗默等人首先想到了为“索罗模型”中的趋同假说打补丁。他们通过对各国储蓄率以及人口增长率做出限定，提出了在这些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趋同假说仍然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条件趋同说”。但赫尔普曼并不认帐，他认为资本积累实际上要考察技术进步的作用，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技术进步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只是资本的积累。所以增长理论应该更关注技术进步。卢卡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把技术进步的问题推进到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和知识积累的外部效应。罗默综合了这些观点，改变了增长理论的方向，开创了所谓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开始把注意力从资本积累转到知识和创新上来，这也是解释“索罗余值”的重要因素。
当然，正如赫尔普曼所说，这种对知识创新的强调实际上只是站在熊彼特的基础上而已。创新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优质产品占领市场，低质产品退出，只要创新的利润超过成本，创新就会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创新有正面的外部性，能促使收益递增，从而抵消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进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不过所有这些还无法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马太效应问题。过去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于一国的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必须重新在开放条件下讨论经济增长。在这一领域，赫尔普曼、格鲁斯曼和克鲁格曼被视为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他们的诸多研究表明，开放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密切，而且不能证明对所有国家而言开放能带来增长。赫尔普曼谨慎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会促进增长。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可能导致各国间贫富差距扩大。对具体的国家而言，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将会毁掉经济增长的成果。但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局面又提出了新挑战。赫尔普曼综合了诺思对产权的强调、格雷夫对交易信用的考察、施莱佛等人对法律的关注、以及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殖民地的研究，来探究制度如何起作用。因为对制度的研究可能最终可以解释索罗余值的问题，从而将增长理论再往前推进一大步。
这本加起来不到150页的小册子所涵盖的领域之广、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在经济研究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先行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创新路。但也有人能掘地三尺，将所有道路挖掘透彻，画出一副综合的蓝图。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开放贸易、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等各个角度切入，研究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人们揭开“经济增长的秘密”，这正是赫尔普曼在《经济增长的秘密》一书中所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