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领域，美方在市场准入上可能提出的进入领域之广泛、条件之特别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美方已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在政策间缺乏整体考虑和协调性，尤其是各部门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协调是有许多研究的。因而他们可能会提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要求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容，可以说是会直接干预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进程。而且美方对资本项目开放的关注程度似乎要高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因为前者带来的实际利益更为直接，对其自身的负面影响更小，也更容易预测。因此，保尔森的姿态似乎比其他人更为温和，可是他的微笑背后开的却是更高的要价。

　　●综合目前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其要求可能包括如下主要内容：1、扩大外资在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取消外资购买中国境内证券公司的股权限制；2、允许外资证券公司从事A股交易、衍生品交易；3、扩大QFII限额，降低对境外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资产要求；4、取消外资目前持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的出售限制；5、允许国外机构单独发行信用卡，开展与信用卡相关的电子支付结算服务。

　　●面对日益复杂的中美经济关系和美方某些人士表现出来的压力，中方从民间到政府，都应充分认识到中美经济对话机制对稳定双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从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平衡双方利益，并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双方提出的各类要求不应简单地视为对抗的行为，而应看到由于双方业已存在的相关利益，进而产生围绕经济利益对话的需求。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巩固和扩大双方的经济利益，应成为双方考虑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属。

　　●大宗商品采购和市场开放都是现实的利益。从战略角度来考虑，要通过这两个利益的让予实现“利益捆绑”，分化和缓解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压力。集中大宗采购是非市场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宜常用。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要避免无限制地开放，可以允许美国的机构进来做些业务，比如代理境内居民海外理财和投资，但是不应该在真空地带开放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