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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美方可能提出的要求与中国金融安全的思考
主持人：红辉，你好。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明、后两天在华盛顿举行。你在纽约，观察到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曹红辉：我注意到，在本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的一段时间，美国再次出现了在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贸易等领域对中国施压的声音。我估计，这种状况可能还只是刚刚开始。随着明年总统选举的升温，各种声音还会以不同方式出现，中美间的经济关系也许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究竟应该建立何种对话机制，使双方的经济关系能够朝向有利于互惠共赢的方向发展。这是个问题。这里，我想重点从金融的角度，谈一点看法。
从我在这边了解的情况看，在金融领域，美方在市场准入上可能提出的进入领域之广泛、条件之特别可说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美方已对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在政策间缺乏整体考虑和协调性，尤其是各部门在政策制定上缺乏协调是有许多研究的。因而他们可能会提出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要求资本项目开放的内容，可以说是会直接干预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进程。
而且美方对资本项目开放的关注程度似乎要高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因为前者带来的实际利益更为直接，对其自身的负面影响更小，也更容易预测。因此，保尔森的姿态似乎比其他人更为温和，可是他的微笑背后开的却是更高的要价。
综合目前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其要求可能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扩大外资在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取消外资购买中国境内证券公司的股权限制。果真如此，将使外资对内资的相应机构及产业造成重创。外资机构在证券、资产管理和保险等方面具有强大的技术、市场经验和资本优势，也是其在WTO协议谈判中未获得的利益。这意味着，稍具市场价值的内资金融机构将被收购，除商业银行外，证券、资产管理和保险业等现代金融业将有可能被外资所控制，大量内资金融机构面临倒闭的危险。
显然 ，与外资机构相比，内资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在资本、金融创新能力、人才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存在明显竞争力差距。而外资通过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管理，利用其绝对的资本、技术与人才优势，很有可能在金融市场中取得定价的绝对优势，金融业有被外资化的危险。
2、允许外资证券公司从事A股交易、衍生品交易。如果无条件地开放境外外资证券公司直接参与A股和指数期货等衍生品的自营与资产管理业务，不仅将会直接对国内证券经营机构造成竞争压力，而且也将会对国内A股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在金融体系改革完成之前，采取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杀。因为，这样做与金融危机间的相关性已在历次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中得以验证。
3、扩大QFII限额，降低对境外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资产要求。根据循序渐进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则，QFII的额度管理本应根据内外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目前，一方面外汇储备增长迅猛，给宏观经济和货币供应等造成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在强制结售汇制下，过快地扩大QFII额度，则显然不利于控制外汇储备增长，平衡国际收支，与防止经济过热，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整体上是背道而驰的。虽然逐步开放外资进入证券市场是基于长远的需要，但它正在同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样开始被短期化，很有可能成为美方施压的重点之一。
其实，境外的投资银行大多也是将QFII额度转卖给各类对冲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等来获利的，其背后交易者的真实身份与意图则不为监管者所知，潜伏着一定风险。至于外资提出要求降低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的出发点则更为明了，即扩大境外的市场进入的范围和群体，降低进入市场的难度，为更多的投资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进入创造更便利的条件。而对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难以想象的。
4、取消外资目前持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的出售限制。这是一种传闻，但如果成为美方正式的要价之一，那么就完全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受制于华尔街的痕迹过于明显。它说明高盛等投资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急于将前几年以所谓战略投资者名义进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在市场上套现，以获取当期的实际收益。
如果再结合其进入A股和衍生品交易市场的要求，那他们就可自由出入市场，足以对中国股市等形成极大影响。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没有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不到位、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这显然将成为危害中国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月27日的A股剧烈波动与全球股市间的联动性实际已成为全球性金融市场联动甚至是危机传染的首次预演。同时，这也再次证明，2005年以来围绕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争论中的一些分析被实践所应验，即外资机构在动机上，的确缺乏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有效的战略性支持，扮演长期的战略投资者角色的意图，尤其是国外的投资银行谋取短期收益的企图可谓昭然若揭。这也说明以往在国有银行改革上的模糊认识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显现。
5、允许国外机构单独发行信用卡，开展与信用卡相关的电子支付结算服务。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主要收入来源，而零售业务又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信用卡业务成为商业银行主要的竞争领域之一。在我国个人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技术、风险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商业银行缺乏必要的风险管理能力，信用卡使用环境不佳，银联独家垄断银行卡支付结算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外资机构单独发行信用卡，将使得仍然依赖利差收入的国内商业银行丧失未来的主要业务市场，并将使客户信息流至外资机构。
而发展银行卡为基础的支付结算服务则是银行卡业务发展的必然条件，反映出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联垄断地位的不满。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不过，这也从反面说明，有关部门应尽快转变观念，消除顾虑，尽快对国内投资者开放这一市场领域，同时有条件地吸收部分外资机构参与，吸收其技术与管理经验，共享其国际化的银行卡网络，为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流通创造基础条件，改善国内银行卡的支付清算服务水平，分散全国零售支付体系对中国银联过于依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中方处境与基于长远考虑的战略和应变对策
主持人：你说的五点可是一针见血啊。那么，中方应该做出哪些反应比较合适呢？
曹红辉：面对日益复杂的中美经济关系和美方某些人士表现出来的压力，中方从民间到政府，都应充分认识到中美经济对话机制对稳定双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从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平衡双方利益，并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对策。
首先，从自身态度及方法上，应尽快组织多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并为有关研究人员提供及时的、全面的和长期的信息通报及反馈机制，为对美谈判提供后援的技术支持；也避免个别部门主导，再次产生各部门间的政策矛盾，为人所制；严格限制各部门急于表态，分头表述的做法，防止暴露部门间政策协调上的矛盾。
其次，针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分别予以回应。
一是明确对资本项目开放的决策主导权，根据加入WTO的协议内容，坚持对外资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等领域的限制条件，明确将参与A股及衍生品的交易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资本项目的整体开放密切联系起来，避免出于维护市场短期稳定的考虑，而随意调整长期战略；二是强调对外资转让其所持国内银行股权的限制条件，并根据国际收支变动情况，及时对QFII进入的各项条件及规模等进行动态调整；三是将中国注册的外资机构发行信用卡与中资进入美国市场发行信用卡相联系，有条件地允许外资支付清算组织参与内资支付清算组织，并将其与中国银联获得国际支付结算网络的技术支持联系起来。
再次，基于平等、互利的考虑，还可对美就我方所关切的问题提出要求。
一是将中国开放金融等服务业市场与美方开放劳务市场挂钩，要求在逐步推动资本的国际间自由流动的同时，也应促进劳动力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扩大中方劳务人员进入美国劳务市场的规模，制定具体的准入领域、时间及规模，消除各种法律、政策及技术障碍，为其提供各种便利，以使中方发挥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协助美国改善低端服务业市场中劳务服务的水平。
二是要求美方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农产品补贴，将其与中国开放农产品、汽车、钢铁、金融等市场相联系，并将农产品补贴问题与法国等欧盟国家、东盟和非洲等国进行沟通，加强政策协调，取得其理解和支持，以回应美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对华施加的压力。
三是要求美方将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和纺织品管制与中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联系起来，迫使美方执行WTO协议，尽快开放纺织品等市场。
四是要求美方放松双方商务和旅游等方面人员往来的限制；并为中方人员到美国从事商务、旅游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并允许中国法律服务、旅行服务机构在美国开展对等的业务。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双方提出的各类要求不应简单地视为对抗的行为，而应看到由于双方业已存在的相关利益，进而产生围绕经济利益对话的需求。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巩固和扩大双方的经济利益，应成为双方考虑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往的出发点和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