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却是失业率也始终居于较高水平。总体来说，1978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就业弹性是就业增长率与增长率的比率，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量变动的影响）处于不断下滑的趋势。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在逐渐弱化。

　　为什么经济增长无法带动就业增长？学界议论纷纭，各抒己见。但比较集中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过程之中，由工业化而来的资本深化引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人均资本的不断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中国资本深化过早的论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本深化不断加速的发展道路，这必然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导致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率，这恐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而使得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减弱。

　　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005年，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是：第一产业是6.3%，第二产业是54.7%，第三产业是39%；而三次产业中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率则分别是：44.8%、23.8%和31.4%。可以看出，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几乎一半的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可怜的6.3%，足见农业效率之低下，也足以反映农村潜在失业率问题之严重。第三产业的GDP贡献率和就业率大致相当，GDP贡献率和就业率差距最大的当属第二产业，23.8%的就业比率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54.7%，这一方面说明了第二产业的效率在提高，但同时也说明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

　　据此，有学者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发，提出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就业吸纳来讲，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之在于质优价廉的各层次人力资源来讲，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确是当务之急。但是，我们不能教条地看待经济学理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确实存在于人力资本之中，也确实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就业，巩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但从历史上看，举凡大国，没有一个是仅仅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实现国强民富，当然，如果按照理论，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其间并没有自然的人为的因素扰乱经济发展进程，依靠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比较优势是会达致国强民富之目的；但同样是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给任何一个国家以这种眷顾，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高度竞争，使得那种类似马歇尔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连续性常常中断。因此，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有利的发展时期之内，大力发展能够使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在将来能够保持持久之竞争力的产业，非资本密集型产业莫属。换句话说，必须要及时步入工业化进程。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按照这一定义，比照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而且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在这一时期，较高的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是难以逾越的。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的政策不那么急功近利，不会为单纯地创造就业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既定方向，甚至影响我们的工业化进程。道理很简单，第三产业的收入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第二产业的大力发展，没有在第二产业大发展基础上的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扩大第三产业就业实属空谈。君不见多少个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所谓商业街、步行街门可罗雀，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所成就。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茨莫格鲁对美国战后六十年的资本深化进程的研究表明，随着资本深化进程的发展，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真实GDP增长率会更快，而与此同时，非资本密集型部门或者成为劳动密集型部门如服务业，就业率增长则更快。

　　由此可看出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关联互动，更进一步说，尽管资本深化的过程伴随着就业增长率的降低，但是并不会在数量上造成就业量的绝对减少，它只表明资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在资本深化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匹配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数量上会相应增加，只不过从长期来看，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关系会发挥作用，使得就业量的增长必然慢于资本的增长。但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居民收入的增加必然引致有较高劳动力吸纳能力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压力也必然会有较大的缓解。总之归结为一句话，增加就业还需加速推进资本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