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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哲学”（philosophy）一词引入中国，关于“什么是哲学”、“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哲学”等争论就不绝于耳。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被放在了西化的学术坐标中，始终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研究在新历史基点上的升温，一些新观点不断推出和展开，情况似有明显改变。马中教授的《人与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为此做了独特的努力。
该书从“立本”“方法”“表述”三个方面总结中国文化的“活的灵魂”（马克思语），不仅全面系统，而且颇有新意和深度。
“本”是哲学根本话题。西方传统哲学以“天”为本，重视研究自然本体，其哲学家常常就是自然科学家；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侧重思考社会人生，其哲学家多为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希腊哲学家们仰天思索，形成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派别———“物本论”与“神本论”，前者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实体，后者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实体。这两大派别的对立和统一，构成西方古代哲学发展史的基本脉络。中国哲学则没有仰天思索的传统。先秦哲学家们围绕“人”的问题，即社会民生及人性等问题，展开百家争鸣，对天的“本原”“本体”缺乏兴趣。中西方传统哲学都可以被归结为“ontology”（关于存在的学说），但在西方，“存在”概念本指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中国哲学理解的存在，则归结为主体的存在即人自身。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围绕“治人为本，治物为末”、“道德为本，智慧为末”、“前人为本，后人为末”、“敬人为本，敬神为末”四个层次展开论述，颇有说服力。作者大胆直言，亚里斯多德说的“哲学起源于惊异”只能解释古希腊哲学的产生，中国先秦思想从来不重视对“第一因”、“第一推动力”的追问，中国哲学恰恰在追求不惊异。中国哲学的起源，应该是起源于“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是中国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因。作者还颠覆了“哲学就是爱智慧”的说法，对中国哲学重视非智因素的倾向性的分析，颇多触及中国哲学的实践优势及理论不足。
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辩证法是朴素统一的，数千年一以贯之，这个传统也是不能用西方历史模式来剪裁或整理的。中国古代方法论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整体的观念（简称“合”）、变易的观念（简称“易”）、和谐的观念（简称“和”）、阴阳观念（对立统一学说）。从形式上看，它与西方哲学确立的辩证法框架差不多，但实际上差异很大。作者在就此作了颇为详细和缜密的辨析。比如，中国哲学崇尚的“一”，是多边之“一”，是集合之“一”，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系统观，中国古代的医学和兵法正是运用这种整体观或系统观的典范。再如，中国哲学家们不大讨论“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们理解的运动变易基本是指生命运动及历史变易，实质是讲一种历史观、生命观、人生观，这也很难用西方传统的运动观来解释和整理。尤其辩证法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但中西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观念有鲜明的区别与反差。“古希腊矛盾概念形成于辩论活动，其含意侧重突出‘对立’，中国阴阳概念形成于群体生存活动，其含意侧重突出‘统一’。从更深层次讲，古希腊矛盾观念以商业竞争活动与地缘政治斗争为背景，所以强调斗争性，而中国阴阳观念则以农耕经济及血缘政治为背景、注重人类依存关系，所以强调同一性或和谐性。
中国哲学在表述上素有非逻辑倾向。先秦时代曾有很高的形式逻辑学成就，但始终没有出现西方那种古今一体的系统化逻辑化的哲学著作。中国古代的“仁”“道”“天”等重大概念性质模糊，但这不妨碍这些思想广泛传播并最终化入华族亿万子孙的血液灵魂。中国哲人习惯用文学化或形象化的方式表达见解，“借助文学，建构人学”，从孔老孟庄到程朱陆王，无不具有诗哲的气质。除此而外，中国哲学还有经学化传统。“经”是指前人著作，而非神的启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表述模式，保证了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稳定传承，并在总体上强化了中国哲学的“人学”特质。中国经学不是神学，但有宗教般的地位。
将这些分析与前面的“前人为本，后人为末”“敬人为本，敬神为末”等论述相照应，多有耐人寻味之处，对反思国学精髓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