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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这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虽然万人空巷、草木皆兵、人头攒动都可以同时看作奥运或是股市的关键词,但平心而论,众人竞技的体育盛会和全民博傻的金融市场本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密切联系。饶是如此,“奥运当前股市不跌”之言论近来愈发不绝于耳,能够将奥运和股市这般玄妙莫测地联系在一起,让人不得不感叹别有用心者的深谋远虑,或是随波逐流者的阿Q精神。
奥运能否真正构成股市持续走强的中流砥柱?寻觅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要着力于两者极其有限的联系点。首先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奥运能够顶起股市一片晴天的关键,在于奥运经济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向。如果奥运能够由“鲶鱼效应”而激活一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量,那么基本面的走强会给股市带来源源不断的向牛动力。但问题在于,奥运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成功与否、奥运经济时序阶段效应的方向判断,都不是奥运之前利用有限信息就能断然确定的,过早地盲目自信,显然是不明就里的夜郎自大。
作为四年一次的世界体育盛会,奥运会规模宏大,规格甚高,但归根结底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工程建设中,资源的配置手段如何,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在奥运组织者的选择菜单上,有两种最纯粹的配置手段:市场和政府。选择市场,意味着奥运会将交给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商人或团体运作;选择政府,意味着在安排奥运建设中政府将事必躬亲地解决所有问题。值得深思的是,两种资源配置手段都有成功和失败的先例,在市场一边,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取得了空前成功,而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却收获了一地鸡毛;在政府一边,1984年前的每次奥运会都注定是经济失败的滑铁卢,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却给韩国经济振兴奏响了序曲。
北京奥运能否借由资源整合获得经济成功,关键取决于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补充的资源配置方式怎样和谐搭配,这种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在目前看来仍然扑朔迷离。毕竟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之下,政府配置奥运资源存在着可能的“奥运政绩”风险,而尚处于深化改革阶段的市场配置方式也可能带来“重短期、轻长期”的“奥运短视”风险。如果因信心爆棚而缺少风险控制的有效手段,奥运经济演化为透支增长要素的海市蜃楼也并非绝无可能。无论如何,对奥运经济保有谨慎乐观的审慎姿态是不失理性的,这意味着至少在奥运周期刚刚开启之际,便称奥运对股市形成有效实体经济支撑稍显言之过早。
其次从行为金融角度看,奥运能够顶起股市晴天的关键在于市场心理暗示的强弱和真伪。如果市场主体在其有限信息集下毫无保留地相信奥运经济足以形成股市走强的有效支撑,而且股市的确没有在奥运之前调整的必要,那么无论这种信心在完全信息之下是否“完全理性”,市场“非理性”行为都会形成股市走牛的长久动力。
但目下的市场主体并非全然人云亦云、毫无主见。在沪深股市业已不断冲破历史新高之际,惴惴不安的市场参与者一边继续着一拥而上的羊群动作,一边在心里打着如何全身而退的小九九。很多人在高喊“奥运力挺股市”口号的同时,也在期盼着别人还有自己相信这一点,但不幸,不可思议的市场走势和心浮气躁的市场环境都无法让任何人真正心安理得地相信这一口号。也就是说,市场的“奥运强势”心理,追根究底是不确定的,在如此背景之下,作为博弈另一方的政策调控者会如何选择呢?试想,如果一年之后忐忑不安的市场主体发现他们的不确定心理被证实为是确定的,那么奥运之后调控必将到来也将被同时视作是确定的,那明哲保身的理性选择正是在调控抑制股市之前尽快鸣金收兵,这反而会导致奥运结束之后,甚至是进行之中或是临近之时股市预期不可避免的全面看空,进而可能在羊群效应之下引发股市一泻千里。所以,在市场主体“奥运强势”心理不确定之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资本市场风险,也许是能够以最小长期经济代价真正维持奥运阶段经济稳定的较优政策选择。毕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将风险控制有意推后的政策努力很可能被市场主体理性利用而导致事与愿违的风险压抑提前爆发。这意味着奥运对股市形成有效行为金融支撑在变化莫测的博弈环境中有些虚无缥渺。
的确,汉城奥运前期,韩国KOSP指数突破700点,全年涨幅高达70%;悉尼奥运前期,标普/澳证200指数突破3300点,创历史新高。但这也许仅仅是两种独立社会现象不期而遇的简单耦合。从整个奥运历史来看,并没有足够数据支撑“奥运力挺股市”的大胆结论。
其实,我也知道AC米兰夺冠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想找个理由疯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