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一轮战略对话已经结束，虽然它的结果是我们主观的承诺和意向，但从外部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来看，中美之间的问题并非是汇率主导的矛盾，而是市场经济阶段、背景的差别所致。中美之间供给经济与需求经济、数量经济与质量经济、消费经济与投资经济、模仿经济与主导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两国当前问题难以解决和协调的根本所在。回想2005年以来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忧虑，对货币政策的争论的反复性调整至今，美国经济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未来短期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理由和支撑就在于美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这是别国包括我国经济是不可承受和做到的。而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关键与敏感阶段，经济结构的问题和金融矛盾的压力，并没有随人民币升值速度与幅度的加快而有改观，反之一些层面的问题与压力进一步上升和扩大，我国经济惯性上涨有所脱离国情实际和条件。一方面是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不足；另一方面是外国投资、贸易或生产行业的“渗入”拉动或自身需求而为。因此，虽然美国存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但美国经济主导或影响却在进一步扩大，美元贬值策略形成的内部稳定和外部紧张就说明美国竞争力与利益需求的实质涵义。而我国存在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但我国内部贸易结构矛盾和外部贸易争端在扩大，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解决贸易结构长期以来的效率问题和实际的效率收益，反之对贸易深层的改革有所阻碍，量大质低依然是我国与外部的差异焦点。

　　我国人民币升值超出日本当年日元升值的恶果，虽然经济衰退没有出现，但它不仅没有产生经济理论指导通常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反之扩大了通货膨胀上涨压力，经济与社会问题将超出经济理论惯性表现，未来出现的或许是一种新的经济问题和状况。而美国却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现实，将问题转移至一个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个市场经济不足的国家。至今美国依然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却要求我国货币加快市场化，过多强调我国的作用对美国的影响，强化以人民币作为重要攻击目标的战略与策略，其主旨在于最终伤害人民币信誉。因为无论从美国自身市场模式、市场规模、市场效率、市场产品、市场机制、市场主导等许多层面，美国政府、美国金融机构以及美国政策的影响力都十分突出，美国需求经济、投资金融、质量经济、规模金融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世界主宰，但从信心、信誉上却难以强于我国人民币，全球对人民币的信赖程度超出对美元的信任，美元信誉信用地位在下降，美元贬值的市场惯性在美国经济问题与压力下充斥市场，全球储备格局转变单一、重点依存美元成为一种倾向，美元与人民币信用的反比是促成美国强制人民币升值和加快金融开放的根本原因。而人民币升值与金融开放结果在市场趋势引导中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预期，却存有更大的风险，最终导致人民币失信的危机可能是一种战略或竞争焦点的“筹划”。

　　从我国金融改革的节奏与效率看，我国的金融基础并不支持美国所给予我们的金融开放压力，主要体现在金融领域理念、产品、机制、利润、效率、财富六个层面的不协调和不和谐，我国金融开放的节奏有所超出现实的效率。从我国自身实际效率看，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包括与国际金融接轨，有时我们局限于简单国际金融模式、形式或过程的借鉴和模仿，而缺少实际内容、有效结果和利润收益的全面借鉴和模仿。虽然这不是我们接轨的本意，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模式、时间背景以及历史阶段必然的差别，使得我国金融难以摆脱原有模式或自身实质性制度约束的进展与愿望。

　　虽然我国的金融实力并不至于产生对国际金融的重大影响，但在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信息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誉和信用却成为国际金融调整的敏感焦点，因此，金融改革开放的度与量涉及我国内部的安全与外部的稳定。为此，反思我国的金融改革的基本态势，或许有时有些过于急躁、浮躁、自满和自信，“高抬腿的步伐，难以达到实落地的扎实”，值得认真思考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