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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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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30年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2007年06月04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

      ———来自经济学的声音

      王永钦 张晏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出品

      ———评《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

      □许 庆

      

      明年就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30周年纪念。对过去近30年里的所得与所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等均可从自己学科的角度给予不同的诠释。复旦大学一批年轻的经济学者们应时推出了《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以对话的形式,浅显的语言,把我国改革开放的所得与所失逐一总结出来,可以说正其时矣。

      作为和作者们年纪相仿的同行,很多时候和他们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朋友,读此书既是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又是一个全新的经历。作者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介绍了国内外同行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又不迷信权威,而更多的是表述自己的思考。

      如果仅仅看书名,便认为这本书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过去30年中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失,这就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了。本书最具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虽然采用的是经济学维度,但兼顾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的视野和方法,这就使得本书视域开阔,避免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作者们切入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是“power”这一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的常用术语。由于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没有专门的定义,他们将其定义为:power就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之下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资源禀赋,在拥有和不拥有这些禀赋的人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在博弈的过程中产生一个市场机制,而这个市场机制会进一步使原来你所拥有的power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被资本化为一个租金。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借助power这一概念,在中国转型经济研究中,原先很多对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考虑不周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弥补。

      本书对于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提供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解释和预见。作者们认为,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合约形式以及政治及经济制度,受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程度的制约。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程度低下的时候,通过长期的博弈,必然会产生关系型的合约,但随着经济增长和分工程度提高,规则型的合约将取代关系型的合约。这就说明,任何制度都是博弈的结果,是博弈的参加者们选择的结果,是折中的、调和的产物,因此,评价任何经济或者政治制度并不存在着先验的、普遍的标准,所以不能用好或者坏来判断,而只能说这些制度合适或不合适。

      由这一起点出发,就可以解释中国近30年之所以成功的经验,就在于采用了渐进改革的举措,这使得原先的关系型合约依旧发挥作用,指导和安排着生产要素的运作。否则,在经济水平和分工程度还没有使关系型合约失去其合理性的时候,片面地移植基于规则型合约的西方政治及经济制度,因为“橘生淮北而为枳”,只能适得其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分工将越来越专业化,如果依旧维持原先的关系型合约的上层建筑,则必将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这就表明,在经历了30年经济的迅猛增长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应该落实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渐改变那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及政治制度。

      经济增长应该优先于制度变迁。只有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了,制度的进一步变迁才有机会成为可能。打一个比方,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的衣服买好,学好育婴以后,再开始找人结婚,怀孕,然后生孩子;而正常的做法总是一边学习育婴知识和给孩子买衣服。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近30年以来,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其实都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深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从原先的受意识形态严重影响或扭曲中走出来,逐渐恢复其应有的形态。但是,由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了最为显赫的地位,因此就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也有了所谓的“登龙术”的恶评,世人对经济学家们也多有“妖魔化”。其中,我们不能否认一些经济学者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吹鼓手,但更多的是,很多人对经济学这门科学很陌生或者更多的是一知半解。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向广大的民众进行经济学基本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工作是经济学的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广大经济学者应尽的责任之一。我以为,本书可以视为学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最新结果。

      虽然本书林林总总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多种问题,极其繁复斑杂,但由于作者们贴紧中国的现实,并且不放过很多细微之处,没有故弄玄虚地掉书袋,玩弄文字游戏,因而没有学究气。作者们带着深情,不居高临下,不盛气凌人,诚恳,不虚妄,不浮躁,因此,满卷看去,专家不觉其浅,外行不嫌其深。纵观多篇文章的基调,对于中国这个大国进一步的发展,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分悲观,既不沉溺于过往的成功之处,更没有回避其中种种的问题。比如对于财政分权的讨论,对于教育以及医疗改革市场化的反思,对于产权改革的探讨,还有对改革进程中社会各阶层身份变化的分析等等,无不反映出作者们对于中国这片土地的拳拳之心,以及对转型时代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学科建设的那种迫切感和深刻的责任感。

      (作者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