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医疗困境

　　胡适曾经说，“五鬼”闹中华。所谓“五鬼”，就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社会动乱。其中，疾病之鬼至今仍在侵扰中华。

　　《深圳商报》2005年7月30日报道，2003年与1993年相比，十年之内患病的人数比例从140.1％。上升到143.0％。，而门诊量却下降了1.09亿人次。《中关村》杂志2005年3月报道，2003年，全国未就诊人次为23.5亿，相当于总患病人次的47%。这些患者既不上医院，也不看医生。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80%。

　　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我国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4.8%，农村占79.1%。也就是说全国有约3/4的人口在患病时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

　　另据卫生部调查，农村地区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在不断下降，计划免疫建卡率从1993年的87%下降为2003年的56%，三级预防保健网破裂，慢性病上升，农村血吸虫病、肝炎等疾病的预防无人问津。在农村，前两位的慢性病也就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从1993年的1.6%和2%上升到2003年的3.1%和2.5%，农村因病致贫或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30%以上，有的地方占70%。老百姓有民谣“小病撑，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可见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看病是何等的艰难！

　　1997年中央提出力争在2000年建立起合作医疗体系。但是，现在早过了2000年，农村合作医疗，尽管它的保障水平非常低，也只覆盖了农村人口的10%。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农村的调查，农民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款仅占大病花费的8%。这样，很多农民对合作医疗失去了兴趣。到2003年，全国还有23%的行政村没有村卫生室，即使有村卫生室，绝大多数村医也只是卖药的个体医生，没有政府投入，没有预防保健。一些乡镇卫生院也纷纷倒闭或者卖给了私人，农民更加看不起病。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报道，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分钱。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美国为13.7%，印度为5.2%。

　　目前医院的营运成本中，政府投入仅占6%，94%靠医院自筹。据2006年11月2日卫生部公布的资料，全国用于国有医院建设的资金为185亿人民币，其中财政投入23%，其他的都由医院自筹。目前全国医院的长期负债额达到351亿元。

　　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很少，另一方面是不公平。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极其有限的财政投入大部分被特权阶层所占用。据《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9日报道，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40万干部长期疗养，占据干部病房、贵宾病房，一年的疗养花费约500亿元。可以说，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一方面许多干部住院是为了疗养而不是看病，另一方面，中国有近一半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地区60%到80%的人无钱看病，死在家中。

　　在中国的卫生事业经费中，中央仅占6.5%，地方政府占93.5%,这种以省级财政为主的医疗体制也极大地影响了卫生公平性。由于地区差距，河南的人均卫生费用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

　　中国医生的公开收入是比较低的，他们救死扶伤，非常辛苦，但由于各级政府不愿投入，逼迫着医院搞所谓的“产业化”，医生也就变成了“宰”病人的“白衣屠夫”，他们以各种方式收取病人高额的费用。甚至，医院里药的利润空间在100%—1000%，也就是说，药的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可能有2到10倍的差额。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4年8月19日报道，有一种药品叫氯胺酮，出厂价20元钱，但国家定价却在134元。据《法制晚报》报道，一种叫硫酸软骨素的注射液，药店的零售价是0.46元，但通过政府招标采购进入医院后的售价为28.92元，价格飞涨了63倍！

　　另外，药厂也虚报药品成本。根据2006年国家审计署的调查，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一倍多。某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的针剂，实际成本是每瓶32.07元，但它申报成本为266.50元，虚报了7倍多。

　　由于有关方面对于现成的药品有药价规定，新药才可以高价格，于是制药厂伙同药监局以旧药换新装的方式大量推出“新药”，国家药监局每年竟审批上万种新药（药监局自己承认为一千多种），而世界上药品研发的主要国家美国2005年也才审批新药81种。

　　中国有关政府部门故意将药价定得非常高、而且大量审批新药，目的就是让医院“以药养医”，以便推卸政府的财政责任。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15%到40%。由于卖药、开大处方，导致中国卫生费用的12%到37%被浪费掉了。

　　中国医院的医疗器械也是价格高昂。比如，一个3625元的心脏支架，在病人买单的时候却是16000元，比出厂价涨了四五倍。原因就是现有的医疗器械销售体制，是一种层层代理制，有全国代理商、大区代理商、省级代理商、市代理商等等，然后器械才能到达医院，医院有关人员又要提取回扣。这样，医疗器械到了患者手中，价格就涨了好几倍。由于医疗器械价格高企，又促使医院对病人多次检查、重复检查，以便多收费。中国为什么不允许医疗器械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接交易，而要实行多层次代理制度呢？无非就是要养活几百万的中间商、代理商。但为了满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胃口，上亿人民群众付出了看不起病的惨重代价。

　　由于药监部门与药厂、中间商、医院合谋牟利，患者的利益必然无法保障。如哈尔滨的“中国最昂贵死亡”，一位老人住院67天，花了550万元。其中最多的一天输血94次，注射盐水106瓶，住院两个多月仅血糖就化验了588次，肾功能检查299次，血气分析397次。其家属向卫生监管部门投诉数百次都石沉大海，最后是中纪委和监察部下令调查，报纸才披露出来。重复检查，开大处方，虚报医药费，以及医疗监管机构不公正、不独立，都使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看病雪上加霜。

　　二、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　　 中国应当实行、也有条件实行免费基本医疗的制度，也就是全体公民有权利享受较低层次的免费的医疗保健预防服务。进而中国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

　　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印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印度的老人包括农村老人也都享有政府的补贴。

　　印度能做到的，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能够做到。

　　新一届政府在推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合作医疗、教育“两免一补”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定能够在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以及“三免费”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据专家估算，较低层次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一年大约需要资金1500亿元。目前，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近4万亿元，2006年比上一年新增财政收入7000亿元。中国每年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国）支出近1万亿元，只要节省一点，免费基本医疗的经费就有了。

　　2006年10月，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医疗改革一要坚持公益性，二要强化政府的责任，三要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对于指导今年卫生改革方案的出台、解决13亿国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至关重要。

　　坚持公益性，强化政府的责任，就是国有医院应当平等、免费或者廉价、优质地提供医疗服务，决不能惟利是图，更不能抛弃病人；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实行医、药分离，杜绝以药养医、开大处方、进高价新药、重复检查、医疗特权等问题。

　　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就是要打破城乡、地区、所有制的界限，建立以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诊疗基本场所、覆盖全民、城乡一体化的医疗预防卫生体制。

　　第一要加大对国有医院的投入。城市要大力发展国有的社区医院、全科门诊，做到小病不出社区。每个县城至少有两个国有医院，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国有卫生院，建立全额投入机制，完善其预防保健的职能，改变农村卫生重治轻防的现状。

　　第二要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在急救业务、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过去医疗改革的失败，不是因为产业化，而是因为没有民营化的产业化，没有鼓励民营医院的平等发展。一方面，政府想甩掉医疗的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又不给民营医院平等的发展空间，因此就放任垄断的国有医院靠高价卖药或过度检查来取得收入。以后，国有医院只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有钱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付高价到私立医院去看病。即便是私立医院，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病，因为通过激烈的竞争，它的药价也会降下来。而且在私立医院，医生、护士的服务会更加到位。

　　第三要保证医务人员有比较合理的报酬。提高医生的公开收入，对于收受回扣、红包的行为予以重处。根据《福布斯》报道：美国收入最高的25种职业中，医生包揽了前八名，其中外科医生收入第一。在美国，医生没有收受回扣、红包的事情。

　　第四要医、药分离，允许药店设立在医院附近。患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在医院拿药还是到附近的药店买药。同时取缔医疗器械多层次代理体制，建立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销制度。

　　第五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大病统筹、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大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民合作医疗报销的比例，做好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民工大病统筹的衔接。

　　第六要取缔高干病房、疗养医院，降低药价、手术费，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公平分配医疗资源。

　　第七要改革慈善体制，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允许公民设立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医院。美国有公益组织120万个，慈善机构73万家，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中国原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官办慈善机构，2005年有了全国第一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和第一家慈善医院，以后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至数十万家、数百万家，才能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

　　第八要加强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监管，建立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医疗纠纷仲裁机制，强化媒体和民众对卫生部、药监局的监督和问责。凡是造成民众医疗困境和重大医疗事故的，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必须辞职。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全民免费基本医疗制度，以及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义务教育的“三免费”制度，会在中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