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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地下金融的作用就非常强大，并在实践中衍生出了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标会、丙种四种主要形式。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多数人都已经熟悉，笔者在此重点谈谈标会和丙种的运作流程和发展特征。
所谓标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基于权威领导的、融通资金的民间组织。标会中的标头，往往具有很高的威望或者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并在实际运作流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标会中的其他成员被称为标角。从运作流程上看，每个参加标会的人最初都须上缴一笔钱，比如10000元，一个16人的标会（含标头），就可筹集16万元。这笔钱要交给标头。随后，标会要竞标。除标头外，标角可以报出各自的竞价（当然要低于10000元，差额部分便被视为利息），最低报价的人可以获得整标。此时，每个标角在标头的协调下都要把这笔钱交给得标者，而标头则应该付出1万元。在下一次竞标时，标头和已经得到资金的标角就没有资格再竞标。依次类推，每个标角在理论上都可以获得16万元，但越早获得标金的标角可能丧失的利息越多；但反过来看，越早拿到标金，就越可能产生更多的时间收益。最后一个标角不需竞争，每个标角加上标头都要支付出1万元给他。至此，标会宣告结束。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融资组织，标会设计精心，它可以在短期内为急需筹集资金的人寻求到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法。标会运作的有效性取决于标头的权威性。在台湾地区，标会最初大都是由地域接近的人员构成，由于相互之间非常了解，稳定性比较高的。但随着标会规模的扩张，资金的诱惑也在加大，某些标角可能因投资失败以至无力支付后续标金，提高了标会的风险。为此，台湾当局明确出台一项政策，规定标角的进入要遵循自愿原则，标头要对标会的风险负有全责。如果标会运作环节失败，标头要向其他尚未获得标金的标角全额偿付总标金（如上例就是16万）。
与此不同，丙种则是另外一种民间筹资方式。它针对的是为获得高额回报、从事金融投资的人员。比如，一个消息灵通、有竞争实力的人士获得某项可能得到高额回报的投机机会，但他没有足够资金，他可以寻求另一个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人来帮助他，而金融证券或其它不动产则被当作投资人的抵押品。说到底，就是“你投资，我付钱”（这有点类似于风险投资）。当然，事后的投资收益要按事先约定拿出一定比例给予实际出资人。如果从事金融投资的人失败了，也有一套风险防范机制。比如，投资人买了股票，设30%为强制平仓点。也就是说，实际出资者会在股票亏损了30%的时候强制把股票卖出。此后，投资者一方面要全额偿付本金，另一方面也要按照事前的约定支付利息。因此，作为民间融资方式的丙种，出资人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参与丙种的投资者往往拥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自身的信用层级、运作能力也都很强大；并且投资人与出资人往往是相知甚熟，彼此相互了解。
在笔者看来，丙种和标会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利益推动下的体制外组织形态。撇开其合法性不谈，在发展初期它们都是以条件性信任为基础的，所谓的条件性包括业缘、地缘、情缘等。随着地下规模的提高，风险性也会提高。即便如此，试图通过一纸法律条文取缔这些组织，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若要真正让这些地下金融组织消失，就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则正式金融必须能够满足民间所有对融资的需求。然而，早年的台湾地区，银行信贷条件比较苛刻，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无缘纳入到银行系统的资金支持范围之内。二则对这些地下金融组织的监督必须是充分的。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又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正式金融门槛过高时，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地下金融就像野草一样随处纵生，切实“有效”的监督只会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地下金融蓬勃发展的时期往往是正式金融管制严格、投资机会较好的时候；即使后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不良后果而加快降低正式金融的门槛时，地下金融组织也不会迅速消失，制度依赖还会长期存在。
基于此，笔者认为：从长远利益考虑，要正确对待地下金融的发展与管理，通过制度改进和法律条文的修正来规范地下金融运作机制，实现地下金融的“地上化”，这或许才是降低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切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