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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次大型战争之后，人们便对康德所创立的“永久和平”理论表示无限向往，一些思想家甚至大胆预言，战争很快将与奴隶制度、决斗一起，被扔进遭人唾弃的非理性博物馆。可事实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据统计地球总共只享受过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因此，把这60年称为“战后时代”，实在是悲剧加讽刺的黑色幽默。
最近一次的“和平集体狂欢”来自于“民主和平理论”，认为随着各国在经济上已经变得如此相互依赖，从而便减少了他们之间相互攻击的倾向。连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在《大国的兴衰》中持相同观点。可是，这一切在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对战争缺乏真知灼见的缘故。对此，托夫勒夫妇非常清醒地得出结论：地缘经济并不能取代军事冲突，目前是重新认识战争的重要时刻了。随着人类从体力经济转向智力经济，我们还必须创造出只能被称为“智力战争”的战争。这构成了他们新著《战争与反战争》的根本前提。
自 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以来，托夫勒便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他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影响极大。《战争与反战争》延续了《第三次浪潮》的观点，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冲突的浪潮理论”。
“冲突的浪潮理论”主要是基于历史的考察，在他们看来，人类战争对应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即农业时代军队（战争1.0版），工业时代军队（战争2.0版），信息时代军队（战争3.0版）。同时人类当前也存在具有潜在冲突可能的三个文明。托夫勒夫妇认为，我们正在迅速迈入新的权力结构，它所创建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一分为二的世界，而将会被尖锐地分割为三个截然不同、相互竞争的文明———第一个仍然以锄头为标志（农业），第二个以生产线为象征（工业），而第三个则以计算机为代表（信息）。在显然呼应了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赛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论点。他们认为这也是现代战争存在的深刻根源。
其实，这个理论的实质是从全球化理论中归纳演绎而来。在“第三次浪潮”经济体系下的商务和金融的已经全球化，打破了新民族主义者万分珍惜的“民族主权”，各国被迫放弃部分主权，并且不得不接受相互之间日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入侵。于是，一边是经济上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为民族独立谱写着国歌，一边则是“第三次浪潮”国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大声称颂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这必然产生文明的碰撞。
托夫勒夫妇对此大胆预言，未来战争乃是卫星———导弹———飞行物的三位一体。在某种意义上，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哈尔福德·J·麦金德的全球力量“心脏地带”理论已经过时。在新形式下，托夫勒夫妇同意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的观点：认为谁控制了环地球太空，谁就掌握了地球；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环地球太空；谁控制了L4和L5，谁就掌握了地球－月球体系。
其中，L4和L5指未来太空战的两个主要的“太空高地”。这一切听起来仿佛科幻小说，但作为未来学家的托夫勒夫妇显然无法赞同，他们尖锐地反问道：“在坦克和飞机出现前，有关预测听上去不也像是科幻小说吗？”。对此，托夫勒夫妇坚决认为，“任何把太空战思想束之高阁的人，任何认为处于军事目的探索太空竞赛已过时的人，或者任何认为军费削减会搁置对太空的军事开发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
这便是托夫勒夫妇构筑的“惊心动魄的战争3.0版本”！
他们认为未来的军队必须从以空间为目标转变为以时间为目标。同时战争将主要是机器人战争，也将出现机器人恐怖分子，而操纵他们的则是软件，一种真正的“信息战”。软件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正在改变世界的军事平衡，因此托夫勒夫妇便得出了“软件战胜钢铁”这一令人警醒的结论。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托夫勒夫妇此书并不是要宣扬未来的什么战争3.0版本，相反他们主要着眼于“反战争”。托夫勒夫妇认为，战争与反战争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反战争不仅仅是依靠演讲、祈祷、示威、游行、标语来呼吁和平。在复杂的世界中，有时候，战争本身也可能成为阻止一场更庞大、更血腥战争所必需的手段，也就是说作为“反战争的战争”。不过，从这个角度说，这本新著对此是语焉不详的，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手段，可以说这是本书结构上的致命缺陷。
可能，托夫勒夫妇已经预示到读者的遗憾了，他们对此巧妙地回答说，“我们要提供的是一种针对战争的新思维”，它“可能为和平做出一些贡献，因为战争的革命要求和平事务领域的革命”。他们期待读者扭转思想，接受一个关于战争和反战争的全新理论。他们能如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