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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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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流汉风遭遇 亚洲区域一体化瓶颈
    2007年06月13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程 实

      复旦大学

      国际金融系博士

      通过合作模式主动化、合作层次多样化、合作交流制度化、合作步伐稳健化、合作效应外部化,中韩两国有望在农村金融、金融租赁和衍生产品等领域觅得新的合作空间,在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实施亚洲货币合作中求得新的突破。

      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长期游离,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耳鬓厮磨,中韩转眼共同经历了建交15载的风风雨雨。在2007这个“韩流”“汉风”两相宜的中韩交流年,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和交流愈发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

      双边金融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衍生产物,对于有着“唇亡齿寒”战略伙伴关系的两个新兴经济体而言,具有共同稳定金融市场、携手保障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十余年来,中韩各类金融机构的相互市场渗透日渐密切。在2004年底,韩国就有17家银行、7家证券公司和10家保险公司抢滩中国金融市场。而2005年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2006年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过渡期结束这双重政策瓶颈的突破,掀起了新一轮的纵深双向进入热潮。尽管中国对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设立了法人资格门槛,韩国各银行仍对全面开拓中国市场趋之若鹜。

      同时,中韩金融监管方式的相互学习和有效配合不断增强。早在2002 年12月,中国主要金融监管部门就同韩国的金融监督院签订了业务合作合同谅解备忘录(MOU),韩国银行在2003年于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成为首个在中国本土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央行。此外,作为高端对话常设机制的中韩金融合作会议,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财经部共同牵头轮流举办,从1993年开始累计14次的对话交流为增进两国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协力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浪潮推动下,中韩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方式建立起了融于清迈协议(CMI)之中的危机阶段实质性金融互助系统。中韩2002年6月在北京签订了2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条约;而2005 年5 月伊斯坦布尔的“ASEAN + 3”财长会议又把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扩大到40亿美元,并且还将两国实际融资规模与IMF贷款规划脱钩部分比例由10%提高到20%。在双边货币合作之外,中韩两国还以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债券市场构想(ABMI)和亚元酝酿的方式共同促进了区域金融多边合作的发展,亚洲区域内跨国直接融资的形势改善和亚洲货币单位的破茧而出都与中韩金融合作的有效开展息息相关。

      虽然中韩金融合作业已取得了令人信服的阶段性成果,但从现在看来,有四重瓶颈成了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一重瓶颈存在于合作模式。中韩金融合作目前看来大致可以归结为风险导向型和金融深化型混合的被动模式,缺乏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针对潜在风险或是潜在双赢空间的主动合作。第二重瓶颈在于合作氛围,中韩金融合作与中韩经贸往来具有较强的共同波动周期,而中韩出口结构的同质性变化给金融合作良好氛围的维持埋下了隐患。第三重瓶颈在于合作环境,由于缺乏类似欧盟中德、法那样的核心中坚势力,亚洲统一货币区的建立受到博弈力量分散的制约,鉴于日本经济的近期复兴,区域内主导权之争将成为亚洲货币合作深入开展的潜在掣肘,而多边合作可能的进展受限将直接给中韩金融双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第四重瓶颈在于合作风险,由于现期中国金融体系正处于制度完善的攻坚阶段,过于快速的金融开放可能会给变化剧烈的金融市场带来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的较大冲击,因此中韩金融合作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在短期内将可能邂逅速度瓶颈。

      展望未来,中韩金融合作需要通过五“化”发展突破瓶颈,推动稳健和谐的合作发展。

      合作模式主动化是减少合作盲点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对金融体系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同质性比较,两国将在农村金融、金融租赁、衍生产品等合作较少领域寻觅可能的合作空间。合作层次多样化是挖掘中韩金融合作潜力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多层次的金融合作方式区分,两国将在多层次金融合作方面获得突破。合作交流制度化是保障中韩金融合作信息畅通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常设会议型交流体制的巩固和完善,两国将在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保障政策搭配和共同监管的协调性。合作步伐稳健化是化解过度开放风险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在汇率合作等敏感区域循序渐进的合作开展,两国将在双边合作的有效增强中有力控制开放风险的积聚。合作效应外部化是以双边合作和谐进展推动多边合作博弈均衡改善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中韩在亚洲债券市场建立、亚洲货币合作中协同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韩两国将可能以共同主导区域货币一体化进展的方式限制博弈均衡向各自为政的“囚徒困境”演化,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