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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论、升值论背后“语言的经济力量”
“唾沫也能淹死人”———人言可畏！这是市井民间对语言力量的通俗概括。本栏上周提到某教授的《语言的经济力量》一文，言犹未尽，笔者今天想以眼下对中国以至全球来讲的两个经济热点问题为切入口再剖析一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那种破坏性威力。
这两年我们听惯了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而必然大幅升值的声音，似乎人民币低估已是思考中国经济形势与制定政策的当然前提。可又有多少人认真地研究过人民币到底有没有被低估？仔细分析过各类经济变量与汇率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思维定式，让汇率问题成了他国与跨国集团挟世界舆论掘取中国利益的“利器”，如何不让美日欧国家提人民币升值，似乎成了中国外交外贸政策的一大要务。
其实，经济问题很简单，说到底就是利益，或者是物质利益，或者是政治利益，如此而已。真正出色的商人与经济学者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那些蹩脚的商人、浅薄的学者以及政客才将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想想，谁何时因何最早提出这波人民币大幅升值问题的？是2003年春的日本政府！因为小泉内阁对于日本十多年的通货紧缩无能为力而转移政治压力，怪罪中国通过人民币严重低估、大量出口廉价物品而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紧随其后的是已处于互联网泡沫破灭、“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泥坑而不能自拔的布什政府，同样为了转移国内政治压力而高调施压人民币大幅升值。此乃政治利益是也！日本政府的无赖论调被林毅夫教授的一句话就给戳破了：200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左右，“即使中国出口的产品全部免费也不能引起国际的通货紧缩。”
在出于政客政治利益考虑的言论满地球飞的同时，跨国金融投机力量蜂拥而来，非得从中狠赚一把不可。此乃物质利益是也！如果能够引起人民币大幅波动并从中投机，他们才不管你是贬值还是升值呢！只要有利于投机，他们同样会利用多种渠道摆出很多理由说你应该大幅贬值。不是吗？1988、1999年，他们为狂炒人民币贬值，给中国制造了绝不小于眼下升值的压力。怎么前后才几年呢，我们的精英们就都忘了？
在一片将人民币低估作为经济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当然前提的声音中，林毅夫教授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今年5-6期）上的文章称得上“鹤立鸡群”。林教授用简单准确的核心数据与道理，明确清晰而坚定地得出人民币并没有被低估的结论，并对其中的一些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与缘由分析得十分深刻而到位。在此我想补充的是，按照当前境外有关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那些逻辑，亚洲金融危机时，周边多种货币大幅贬值，如果当时的人民币也随之同幅贬值，即使到这两年应该升值，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也就是目前的水平，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再进一步大幅升值呢？
与对汇率的呼喊一样，境内外几乎异口同声地讨伐中国股市的高度泡沫，这些声音只是看到了近两年来股价指数涨了多少，市盈率比发达市场高出多少。其实，回头看看，中国经济自从亚洲金融危机陷入短时间“通货紧缩”后，迅速恢复到高速增长轨道上来。都说股票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温度计”，前几年真实气温上升了，2001年至今，经济增长率除2001年为8.3%，其余年份都一直在9%以上，并连续4年超过10%，由于以“股权分置割裂”为主约束因素的影响，这“温度计”不但不显示真实气温的上升，反而下降；股价指数延续了4年多下滑之势，跌进1000点以内，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和众多大型优质公司的上市，才将这“温度计”好不容易修好，不仅把原来不该下降的“度数”补回来，而且反映了新上升的真实气温，怎么又说这“温度计”失灵了呢？非得人为强行将这“温度计”的度数调下去，低于真实气温，才觉得正常？
这两天看到一个“著名”经济学者讲话，用中部甚至西部的百姓都入市买股票的现象来佐证股市的泡沫，真叫人啼笑皆非。中西部城乡居民怎么就不可以入市？难道买股票仅是东部城市居民才可涉足的领域？如果硬要说股市应是以机构为主，个人直接买卖的“散户”多了就不健康，那只能说明这个市场信息越来越不透明不畅通，以致人们必须集合起来利用“集体力量”去博弈，才有可能获利。如果一个市场完全是个人直接参与，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完全透明和信息畅通的健康有效的市场。鉴于现实确实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但只要监管跟得上，那么，一个相对健康的次优市场理应是“散户”与机构各占一定比例，绝对不是机构为主导甚至绝大多数是机构的市场。
你看，“语言的经济力量” 多么可畏。就像在战场上，打仗能手总是先用“语言”进行动员与迷惑对手，现代金融战常用的策略就是“信息扰乱”，声东击西，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上的多次重大跨国投机，无一不是先由政客、经济学者与说客，用事先策划好的“语言”力量去把水搅浑，以便从中渔利的。我们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认真从过去多次国际金融投机案例中汲取教训，就应对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慎重慎重再慎重，并用理性的怀疑眼光审视各种外来的理论观点与声音，才是上策。
因此，在我们这个“政府主导型”的“新兴加转轨”市场，当务之急，不是“投资者教育”，而是多张罗些“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的教育”吧。尤其是对经济学者来讲，切不要忘记经济学始终是一门“国民经济学”，首要任务是为保护与增进一国国民福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