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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平等信念，却不是法治的社会，如果不幸贫富差距又很悬殊，那么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政府只是有钱人的工具。因为人们每天都能感到财富对他们的羞辱，对平等的伤害。显然，这可能只是一个误解，但对政府而言，这个误解比任何有形的反对力量都更可怕，因为它时刻都在动摇统治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民党的统治。时至今日，虽然还有很多在民国时期生活过的人健在，但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只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且，认为这是它垮台的根本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其实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统治开始，国民党政权和商人之间只有很短暂的蜜月时期。直到1949年，他们之间的缠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其间，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甚至多次公然采用暴力手段对付资本家，绑架他们，向他们勒索钱财。更不用说国民党始终在想方设法把商人的资产搞到手。三十年代初的税收政策，大大加重了实业家们的窘困。美国人帕克斯·M·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就专门叙述过南京政府如何压制上海的资本家，强迫他们认购公债，为内战筹措军费的细节。同时，国民党也一直在努力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商人，或者改造商人的组织。但是，商人也的确在民国时期有着特殊地位，他们和高官们有亲密的私交，在各种委员会中发挥重要影响，在社会中，他们也常常借助金钱的能量压制欺凌穷人。到底如何看待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呢？
要弄清楚民国时期的官商关系，也许得做更进一步考察。我的意思是说，还需要把官商关系再细化成党商关系和政商关系来讨论，（在国民党时代其实还有军人和商人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我们暂不讨论。）学界对国民党和商人的关系似乎关注不多。自认为是一个代表全民实行统治的国民党，要求扫荡社会中一切自行组织起来的机构和力量。因此，民国时代的商人和他们的组织就成为对国民党的一个重大挑战，商人们的经济力量使他们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他们常常凭借商会来抗衡国民党“党部”的专横，并能够发出很强大的呼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取缔和改造旧商会就成为1927年后，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工作。到了1929年，曾经按照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独立自主活动，搬演过无数叱咤风云精彩历史场面的上海总商会，就因近似恐怖的统治而突然结束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商人们的抗争虽然只是对自己利益的捍卫，但却带有保卫自由的色彩。虽然在国民党中也有一些大资本家担任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改变国民党的基本路线。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经济平等，节制资本，这一点可能现在连台湾的国民党也不记得了。
所谓政商关系，就是政府与商人的关系。虽然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国民党都在训政，但因为国民党的控制力量并不那么强大，政府还是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和意志。民国的政府更在意的是建立规矩和秩序，如何缓解财政的压力，以及如何发展经济。他们也不像国民党那样对财富本身就充满敌意，所以他们并不试图改造或者领导商人，也不打算消灭这个阶级，他们只需要商人服从法律和政令。而且，要建立秩序，他们往往觉得商人的支持比其他团体的支持更重要，因为商人更有力量。即便在政府和商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也倾向于谈判、沟通、协商，而不是斗争。商人们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来构造自己的特殊地位，获取众多特权，并腐败着国民党政权。
显然，区别了党商关系与官商关系，才能准确理解国民党时代商人和政权的关系。商人天然地善于与政沟通、亲近，他们有很多办法可以摆平官员，但很难摆平厉害的国民党人。国民党试图控制、领导、改造、代表商人，而商人只愿意在行政的、法律的原则下服从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国民党与商人的关系是敌对的，不可调和的。而政商关系则太容易调和，以至于他们常常勾结在一起。
对于商人而言，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从近代以来，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说是使他们最痛苦的问题的话。梳理史料可以看出，也许他们应当在党商关系中要求自由，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在政商关系中，应当坚持法律，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也许还可以化解民众对他们的敌意，因为他们会觉得商人是民众的一部分，而不是特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