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宁　卢雄鹰

　　前些时候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政策使股市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关于政府调控股市的议论也纷纷扬扬。毫无疑问，前一段时间股票市场的确存在着非理性行为和市场泡沫化，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绩差股的过度上涨和市场筹码的过度换手，这反映了短线投机盛行而长期投资不足。这种状况对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市场的价格信号已经起不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反而由于“逆向选择”而产生“劣股驱逐良股”的结果。

　　在股票市场中，市场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度波动显然是不利的和不可取的。政府干预的作用就是要平缓这种过度的波动，维持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发挥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功能。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只会扰乱和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弱化和破坏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正常功能。

　　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曾经经历过好多次，期间又总伴随着政府“看得见的手”之政策干预。但是，尽管政府这种干预的初衷是为了平稳市场的发展，但是实际结果往往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着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足够的红利回报；二是没有稳定的政策预期。很显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由于没有足够的红利回报而追逐市场波动的资本利得是“个体理性”的，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预期而崇尚快进快出的短期投机也是“个体理性”的。但是，不幸的是这种“个体理性”的总和产生的恰恰是“集体非理性”的坏的结果。

　　我们认为，要实现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调控，仅仅依靠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显然是不行的，仅仅依靠传统的财政货币手段也是不行的，而是需要将“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分析行为化，理性投资制度化”。

　　从理论上讲，我国调控股市的一贯做法还停留在传统的“凯恩斯时代”，希望在宏观上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来达到目的，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当今前沿经济学的最新理论认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强调从经济的总量特征作宏观分析，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包含的微观基础，导致了宏观与微观经济研究的脱节。实际上，宏观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是在微观经济个体的最优化选择过程中实现的。这种“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分析行为化”的理论见解对我们认识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我们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来改变我国投资者的收益预期，使得投资者感到价值投资的收益优于短期投机的收益，这样才能改变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使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感到进行价值投资对自己是有利的。（下转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