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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叫人懊恼。不过，若从另外的角度看，也不算白跑，因为笔者在派出所有意外发现或说收获。在派出所门口，见一位女士大发牢骚：讲他娘啥正气，树他娘啥新风，我骑车跑了七、八里路，他们却在上班时间学习去了。据笔者后来所做的一些社会调查，这位女士讲的情况很有普遍性。近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住房商品化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因而很多人的实际居住地早已远离了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就说那位女士，她原来的户籍所在地与现在的住所，在物理空间上，分属两个行政区。笔者问：为什么不考虑把户籍迁移过去？她的回答显然很有社会经验：办迁移户籍？那需要跑多少不明不白的路，找多少不三不四的人，说多少不清不楚的话？现在用的身份证，说是有效期20年，不料使用不到8年，就又要换，真让人莫名其妙。
申办新身份证过程中的见闻，促使笔者思考了很多。在我们的国情语境中，户籍民警属于所谓“窗口单位”，而根据西方的街头官僚理论，户籍民警属于标准的“街头官僚”。由于主客观原因的综合作用，“街头官僚”在向服务对象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故意提供残缺不全的信息，让公民等待，让公民很难找到具体承办人，或加重公民心理负担。由于街头官僚的服务对象接受的服务不是非自愿的，就是非主动的，或者说在面对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时，公众无法选择自由退出，因而也难以监督和约束，这使得公众在街头官僚面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于是当面忍耐、背后骂街成为常见现象。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治理街头官僚的通病的呢？欧陆国家主要运用法律工具加强监管，各国议会制定了许多细化标准，从程序上和实质上将街头官僚的公务行为限制在法治的框架之内。英美法系的国家则根据其普通法传统，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对中国的“街头官僚”的毛病又该如何下药呢？西方列强的做法和经验当然值得借鉴，但那是“远水”，所以我们应该做些新的探索。笔者的意见是，为居民办新身份证，公安部只需做出如下的制度安排即可，一，允许居民可以选择在全市（甚或全省、全国）任何一个公安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现在全国公安系统已经电脑联网，技术上应无障碍；二，要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劳动分配原则，户籍民警办身份证的多少要与薪金高低直接挂钩。笔者建议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目的有二，一是贯彻“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方便居民，节省社会运作成本；二是通过激励户籍民警贯彻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为什么现在的银行贵族员工会笑了？会对顾客莺声燕语地说“您好”、“慢走”了？不是他她们道德水平提高了，是因为市场竞争形势改变了。笔者提议对户籍民警实行激励约束机制，正是想要培育公共服务市场的竞争环境，笔者敢肯定，这样做比十万次的“讲正气树新风”之类的政治学习更管用，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实行的居民身份证办理方式，是“以官为本”，不是“以民为本”，非常不合时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居）民为本”。胡锦涛总书记常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居民办个身份证，不能就近解决，空耗许多时间、精力，这决非小事。温家宝总理也说，“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这些话当然需要体现于具体细微的工作之中，所以，希望公安部的人民公仆们，察纳雅言，尽快改过创新，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