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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以温饱型家庭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曾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的威胁，几乎每次（无论是温和型的还是奔腾型的）都是从食品价格的明显上升开始的。中国素有“民以食为天”的信条，30年前连出门与人打招呼，也大多是问“吃过了没有？”。因为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对“吃不饱”和“吃不好”的短缺时代记忆尤其深刻，再加上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偏高，国人对食品价格上涨往往非常敏感。
其实，因为供给减少，近两年许多国家普遍都出现了食品价格上升之势。当中国的猪肉、鸡蛋等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时，国际市场上的食品价格也正朝着30年来最大增幅逼近。供给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生物燃料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粮食作为原料，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气候恶化。此外，印度、中国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提升了小麦、玉米、牛奶和食用油等农产品的价格。
气候变暖可能使土豆和花生等农作物的野生亲缘植物灭绝，直接威胁帮助这些农作物抵抗害虫和干旱的宝贵基因。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更严重的连锁反应是：不但造成粮食和大豆产量的显著下降，还导致猪禽等传染病的增加，部分地区疫情严重，疫情使得养殖者面临很大经济风险，生产积极性下降。
食品价格提高也与石油资源短缺，以及各主要发达国家立法在汽油内添加乙醇，把大量玉米用来生产生物燃料乙醇有关。原本种植大豆、小麦的土地转而种植玉米、植物燃料用于发电，势必造成大豆、小麦价格上升，使食用油、面粉价格上升，而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饲料价格上涨，直接导致鸡和猪肉价格上涨。
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机制是有效的信号传导系统，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对需求与供给发生的变动都能迅速做出反应。在中国，过去各个城市的肉类屠宰和加工联合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民营企业在这一领域比重仍然偏小。政府在批租土地建立生猪饲养基地以及培育粮食、油料生产供销体系等诸多方面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事实上造成商品生产、流通渠道的资源配置偏狭。
就这一点说，当前政府需要在两方面发挥作用：在市场上为“看不见的手”提供有益的补充和服务，比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等，另一方面则在确实必要时予以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在食品价格上涨之初，政府就有责任启动食品供给预警系统，及时发布和传递信息，安排好物流保障、增加商品供给在各个地区之间的转移。
我认为，政府除了需要以“肉补”、“蛋补”、“油补”等方式贴补低收入困难群体外，还必须尽快建立起食品供给方面的宏观调控预警系统，加强跟踪监测与数据研究，通过各种有效应对措施来培育社会的快速应变能力。同时，应当注重开发促进社会公平与平等发展机会的公共政策，以持续提高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与收入水平。
政府除了需要以“肉补”、“蛋补”、“油补”等方式贴补低收入困难群体外，还必须尽快建立起食品供给方面的宏观调控预警系统，加强跟踪监测与数据研究，通过各种有效应对措施来培育社会的快速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