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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村就业结构“质变”使得农产品供求关系悄然发生变化，占据CPI较高权重的农产品价格将持续推升通胀率。中国农村历来是以 “自然经济”为主，“男耕女织”式的生产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也相当普遍。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不少农民放弃农业生产。笔者分析，猪肉涨价除了不少农民放弃养猪造成供给减少之外，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是农民自己亦成了猪肉的需求者，其他农产品的供求结构也都有着类似的变化，只要到像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实地看看，就能深刻感受到这点。
再者，始于世纪初的大宗商品牛市远没有结束。以石油、有色金属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还将攀升。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期货保值”的本领还很稚嫩，极有可能造成企业的制造成本继续增长。当下，商品市场正处于经历了去年高位后的回调盘整阶段，大宗商品并没有出现去年夏天的那般疯涨，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今年CPI的暴涨压力。如果今年农产品价格上升和去年的大宗商品暴涨相重叠，那这次CPI数据将真的要烫手了。因此，国内企业必须加紧做好应对生产成本上升的准备，不至于重演去年夏天的“尴尬”。
还有，全球性流动性泛滥在可预期的时间段仍看不到消化迹象。这是造成全球都可能陷入“通胀困境”的元凶，中国的通胀与流动性的过剩密切相关。流动性过剩也使得央行的政策陷入了“蒙代尔三角”的困境：央行一方面要考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关注汇率的相对稳定和资本流动性问题，以至于贻误了不少货币环境正常化的时机。现在看来，这将严重影响着货币政策对通胀的遏制力度。
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开始新的上升周期以及流动性泛滥的继续存在，这三大因素将成为未来左右CPI的核心力量，我们在警惕之余，必须细心思索应对之道。当前，我们面临着通胀压力陡增、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高企、外贸顺差居高不下等诸多棘手的问题，每一个解决起来都十分不易。如果不能在繁乱的“丝路”中理出应对思绪，日本病可能在中国发生，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