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筒，也是古代文房四宝之外的配套用品，最早起源于唐代。《唐语林》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与吴兴守钱徽、吴郡守李穰酬唱，多以竹筒盛诗往来，谓之诗筒”。而白居易的诗中也往往提到诗筒，他的《醉封诗筒寄微之》就有“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他也在给元稹的答诗中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在白居易之后，用诗筒传递诗稿往来应和，渐渐成为文人雅士间的一种风气。

　　到了明代，诗筒更成为文士出行必备的文具，与茶具、香炉、文房用具等一道置于“备具匣”中，里面“藏红叶各笺，以录诗”，类似于李贺的“诗囊”。关于竹诗筒的制作，王世襄的《竹刻小言》提到：“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高三寸余，置之案头或花下，分题斋中咏物零星诗稿，置之是中，谓之诗筒，明末清初最多。”据记载，明清间许多著名的竹刻家都擅长雕制诗筒，可惜传世诗筒实物难得一见。目前可见的诗筒多是清代中后期，或者民国时候的制品。2006年嘉德春拍上曾出现过一件清嘉庆十九年嘉定马国珍（号珂亭）制的松荫逸兴图诗筒。口呈泥鳅背，竹节横膜为底，并隐起三只矮足，更有细密的浅浮雕刻画，是难得的名家珍品。至于诗筒的材质则在传统的竹质之外，还可见到檀木、沉香木，以及更为名贵的象牙制品，也曾出现过陶瓷诗筒，不过与竹诗筒相比，数量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