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于中国近几年的税收增长，中国完全有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之所以没有提供，不是政府收入不够，症结是公共支出结构严重扭曲，在分配上严重不均衡。以提供更多更好公共支出为名，大幅增加税收，对公民收税时一视同仁，公共支出时分三六九等。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分享公共产品的水平严重不均衡。如此公共支出结构，不仅有损纳税人的利益，更是人为损害社会公平，对人心的伤害极大。
在发达国家以增加税收的形式提高公共福利，增加公共开支，在有良好的制度制衡机制情况下，依然弊端丛生。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选择为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以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来增加公共支出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增加的税收会真正变成纳税人的福利吗？抑或只是给了政府部门更多为自身谋福利的机会？
自1870年以来，全球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整体上一直处在增长之中，但是那些对税收和支出有较严格的制度约束的国家，增长比较缓慢。在中国，传统上都是通过家族、熟人圈子互相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品，社会对政府的约束程度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但对全能政府的信赖则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在加快与西方发达国家制度接轨的冲动下，政府把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计划都纳入了职责范围。在保持每年GDP增长10％的情况下，财政收入每年增长超过20％，财政支出水平也远高于GDP增长水平。去年全国财政收入39343.62亿元(不含债务收入)，比前年增长24.3%。全国财政支出40213.16亿元，比前年增长18.5%。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增长如此之快，是不是政府职能增多的直接反映呢？纳税人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福利呢？
对于增加公共支出的结果，美国学者维托·坦齐有精彩议论，直言那是双重的损失。虽然他是对发达国家说的，但对照今日中国的情形，似乎也很恰切：“当增加公共支出时，它会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它将导致税收水平提高，从而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其次，那些从公共支出中受益的人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以防范各种风险的需求被削弱了。因此，公共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私人行动。”
以提高更多公共产品的名义，税收一年年增多，百姓税负相应增加。同时，人们在心理上对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各项计划期望甚高。当政府无法提供它许诺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方面的福利时，而个人也无力能承担这些负担时，对政府的抱怨就开始了。比如上学难、看病难、老人退休金过低等等，都是政府提供不足，个人准备不够的集中表现。
有人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太多，如果要让那些现代保障项目覆盖所有人，只有加大税负。这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相对于中国近几年的税收增长，中国完全有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之所以没有提供，不是政府收入不够，症结是公共支出结构严重扭曲，在分配上严重不均衡。
中国的教育投入集中在大城市，主要又是集中在重点中小学。高等教育投资主要集中在北大、清华、复旦等为数很少的名校。更为广大的区域，中小学和高等教育由地方财政投入，不少地方政府巧立名目让当地百姓付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喊了很多年，在很多边远地区，依然是句空话。大量随父母进城的几千万流动人口，似乎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的就学条件极为简单，更多的孩子无处上学，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那些占用了国家大量投资的重点中小学，还可以通过收取择校费的方式获得巨额款项，对纳税人构成双重掠夺。承担为所有国民提供公平教育机会的政府机构，延续这类投资方式，既浪费有限的教育资源，又人为扩大教育的不公平。如果每个地区的每个国民得到公平对待，教育的均衡状态就会好多了。只是，谁能改变这种扭曲的教育投资方式？
医疗也是如此，过多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和为数不多的大医院，更广阔的地区政府提供的医疗资源奇缺，而民间提供医疗的力量又受到压制。而最关键的还不在于政府在医疗领域的投资过于集中，而是这些投资基本上跟普通百姓没有关系。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2004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为1293.58亿人民币，80％就是1034亿元。以提供更多公共品的理由从百姓口袋里收税，但支出却跟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样的扭曲，对公共财政而言，真是致命的。
再看看政府自身的支出，它是政府工资和薪金支出、政府物资和设备采购支出的总和。纳税人付出的这笔钱，主要是获得国防、治安以及其他的一些服务。这些年，政府自身的公共支出也多有增加，工资每年增加，办公设备越来越高级，政府大楼越来越豪华。这些增加的公共支出如果不能更好地为当地百姓服务，反而成为变相盘剥百姓的工具，那就成为双重负担。无疑，在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行政水平大幅提高，纳税人缴纳的税收物超所值。但是在基层、在边远地区，很难获得相应的服务，如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中的执法人员，他们不仅没能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反而为虎作伥。由于现行行政体系是由上级评价下级的业绩，最后决定职位的升迁，在一些大城市，由于上级行政素质较高，对政策理解透彻，他们的下级在这些上级的压力下政府服务水平较高。但在基层，由于远离上级的直接压力，他们手头的权力、消耗的税收并不能变成普通百姓的福利和服务，他们拿着百姓的钱来侵害老百姓，那样的税收对百姓来讲不啻是一种负支出。
对于这样的现状，或者是降低税负水平，让纳税人自己支配税金，采取相应的个人行动；或者让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个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