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日子，一些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往往注意到一个观察中国通货膨胀的有趣方法，他们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与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差值理解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方向标。原因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在2001年以后表现出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相伴随的现象，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期间的CPI和PPI的话，你会发现CPI往下走，PPI则往上走，两者之间的差（PPI-CPI）是在持续扩大。
对这个现象，人们通常的解释是，当生产增长快的时候，对投资品的需求增长加快，所以PPI上升得快。但是因为下游产业的供给是竞争的和过剩的，所以消费品价格基本不受上游产业涨价的影响。这中间的一个机制是下游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挤压了它们的利润，而没有转嫁上游的价格。但竞争也推动了下游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可能仍然维持较好的赢利能力。
从2005年之后，人们发现PPI和CPI的差值开始出现缩小趋势。如果2001年至2005年的经济关系是稳健的话，那么现在值得关注的问题自然就是下游企业开始逐步转嫁上游企业的涨价了。于是，有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行将进入通货膨胀和增长下降的时期。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价格指数的变化在中国从来都不可全信，因为它们给出的信息总是有局限的。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否出现变局，固然有一些短期的现象值得关注，但那些肯定不是重要的现象。有些现象是可以用政策性的和技术性的手段来应对的。比如，央行可以通过它的短期货币政策来调整一些总量关系。但这并不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繁荣的总体画面。中国的商业周期有它的特殊性，未必可以用常规眼光来看待它。
什么是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现象呢？我认为，总量关系掩盖着的还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短期里不可能出现变化。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呢？这个结构性问题与中国经济宏观总量的关系是什么？
所谓结构性问题，可以简单地从中国经济10年来的外部不平衡状况反映出来。固定的汇率，强劲的出口，持续恶化的贸易条件，占GDP 50%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GDP增长，地区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经济的繁荣依赖制造业的设备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这些特征都刻画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如何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呢？我认为从宏观上讲，由外部持续增长的盈余（贸易项目的和资本项目的）带来的流动性的增长必然让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低利率和高投资的总量政策，因为没有高投资，就无法保持宏观总量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而不是相反。
中国显然已经认识到这种高投资的总量政策需要与改善投资结构的政策和投资效率的政策很好地搭配起来，因为必须把投资分配给薄弱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消除供给的瓶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并不值得过度担心，因为投资主体的变化、金融的市场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再加上政府加快了解除市场准入的步伐，绝大多数的基础领域都向私人（包括外资）资本放开了。这些告诉我们的是经济繁荣而不是相反。现在唯一不明朗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和资本开放的步伐。但可以预测的是，人民币汇率向上的调整只会慢慢加快，不断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目标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开放也水到渠成。但这些对经济繁荣已经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