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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全球化浪尖上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年前因“女友门事件”被告发，却迟迟不肯引咎辞职，最后还是以“对世界银行、对全球穷人，还有对他自己最后的救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终结职业生涯。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被媒体披露出涉嫌财务丑闻之后，毅然悬梁自尽。两位公众人物完全不同的结局，让人不能不感慨日本与美国文化的悬殊距离。
在外人眼里，日本的高自杀率始终是个难解之谜。西方学者曾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结构非常热衷，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游离在东西方文化边缘的社会结构，偏爱自杀的文化特征是最能反映大和民族与西方人的心理结构差异，日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尽管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地吸收了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制度与思想要义，强调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崇尚独立、自由的理念也开始陆续进入日本传统社会，但他们始终还是丢不开日本人自古以来那种的文化优越感和强烈的自尊心，还是希望活在那个传统的、彼此依赖的“义理人情”社会中，希望在这样一个和睦的集体文化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平和、稳定以及具有安全感的情感。在这种封闭、内向的社会心理结构中，人们的行动价值更多的不是来自于自身的判断，而是集团内部成员的外在压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在这个和睦的集体主义社会中，这一“义理人情”文化的意识形态能在最大限度上制止集体内部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对社会制度运转中的强制成本，这也就形成了在最小成本上运作的国家发展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变得非常强盛，尤其是在一个基于野蛮权力而不是交易的世界规则体系中，这样的文化体系将体现出极富战斗力的侵略他国或者抵抗他国侵略的防御能力，从而成为这一世界体系的强权霸主。
但这一文化体系除了向外扩展的强大战斗力之外，也有可能在内部出现崩裂的状态。集体内部过多的规则约束导致那些内心本来就脆弱的日本人彻底走向逃避，甚至自我毁灭。因此，在好战性格下，孤僻、脆弱、极端则是日本人性格的另一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作《菊与刀》的观察最为精辟。在日本，人的成长曲线是倒U型曲线，这刚好与其他社会相反。在孩提和老人阶段有着极大的自由和任性，而到成家立业之后其规则约束也达到了顶点。每年3万青壮年的自杀，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最终让日本人走向自杀的，还是日本知耻文化下那种对生命的极其淡漠和无视。在基督教文化里，自杀是罪孽、懦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是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弱表现，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自杀是对失败负责的行为、一种谢罪形式，是值得尊敬的勇敢表现。本尼迪克特将这两种文化称之为“源于罪恶感的西方文化”与“源于知耻感的日本文化”。前者注重的是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行为规范，希望从自我罪恶的反省和超越中形成自身的行为判断，自我仍在这里占据中心的作用，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始终如影随形。虽然这一文化是很难被教化，但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不容易轻易倒戈变向。而后者的知耻文化注重的是外部社会的外向压力规范。他们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他们希望从强者的行动规范中感染和指导整体的前进方向。虽然这一文化表面上是容易被教化的，尽管很快形成一致性的行动方向，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知耻文化是极其不牢靠的，他们的努力方向和价值判断会随着强者的更替而不断地更替变化。从盛唐时的中国，到荷兰、英国、德国，再到现在的美国，日本的方向总是变化的，而无法固定在某个点上。哪里有比他们更强的强者出现，他们的领导者学习方向就会指向哪里，整个国家的国民也会随之转到哪里。
日本人从古至今就一直都非常赞赏樱花那种刹那芳华瞬间的寂灭使其短暂的整体缤纷绚烂的牺牲精神，日本人将此延伸到对人的生命参悟上，认为人的生命亦是如此。日本文化和历史的核心，便是这种追寻自我毁灭、自我升华的传统内核。极端的武士道精神就是他们的终极境界。不可否认，日本人也正是依靠这种高度集体主义的精神成就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那种近乎疯狂的忘我工作态度恐怕是这人世间绝无仅有的勤奋。
我想，每个去过日本的人对此都会有体会：白天拼命工作，对老板点头哈腰，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却始终不会有半句怨言。这种集体价值高于一切的可怕信念，一旦被居心叵测之人所控制或者利用，其危害程度可能是不可估量的。在日本人看来，菊花与刀，似乎就在毫厘之间；而忠贞与叛变，也就完全在于威权的一念之差。连接这些截然矛盾的主线却还是集体内部的“人情”和“义理”。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义理人情”也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根据日本心理学家土居健郎的研究，日本人的这种精神更多是在团队行动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一旦有事，就会有人主动出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以保全团队的其他成员免受责难。而这个人并不一定是组织的底层，很有可能是上层领导。
如此，我们就能明白堂堂的农林水产大臣为何会选择自绝之路。据日本众议院事务局透露，松冈利胜是战后第7位自杀的日本在职国会议员。可以想象，今后如果再有麻烦事出现，仍会有更多的议员出来自杀谢罪。安倍在上任之初，支持率一度达到七成，但内阁官员不断传出丑闻和失言风波，包括厚生大臣称女性是生育机器，防卫大臣久间章生批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还有就是松冈利胜大臣涉及的办公室开支丑闻，使得安倍的支持率急剧下滑。松冈自杀前安倍的支持率已经到了去年9月上台以来的最低点，《每日新闻》的民调支持率只有32％，相对比较保守的日经民调也显示只有41％。这时，重量级政客松冈利胜为了让年轻的安倍政府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更不想因自己的丑闻而影响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于是自我了断，以逃脱国民对安倍政府丑闻的问责，同时也使得共事多年的其他成员能够保全。自杀之前，他还留下了6份遗书，对安倍晋三和其他涉事者一再道歉。明明是他用生命来成全了别人的事业，但反过来却要向别人道歉。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逻辑啊！但这恰恰就是最真实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