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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国政府当局和跨国金融机构为首的一方建议，人民币汇率应当快速升值。然而，鉴于我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或者一步到位式的跳升这种升值模式因其缺乏足够的缓冲，很可能令出口企业顷刻间陷入困境。考虑到出口企业对拉动我国就业，特别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所做的巨大贡献，快速大幅升值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震荡，因而老外开具的药方并不为国人所接受。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币小步升值、央行增加基础货币对冲力度以及放松资本流出管制相结合的方案。首先，人民币汇率的小步升值，既能逐步纠正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状况，又能给出口企业提供一定的时间来缓冲和适应。其次，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到位以前，考虑到海外资金还将持续流入，由此形成的外汇占款增加和基础货币扩张，央行将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进行尽可能的对冲。最后，通过放松资本流出管制，鼓励对外投资，适当减轻外汇储备增长以及央行对冲基础货币增加的压力。三项政策措施环环相扣，前后互为因果，按说是一套理想的政策组合。
然而，小步爬升式的升值模式反而形成了人民币长期持续升值的预期，导致海外套利资金更积极地进入中国，这极大地增加了央行进行货币对冲的压力。今年以来，随着央行票据存量规模的扩大以及发行成本的提升，成熟经济体鲜见使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我国央行回收流动性的常规工具，几乎达到每月一调的频繁程度，从中可见央行对冲任务之繁重。
为了适当减轻外汇占款对冲的压力，在殷实的外汇储备的支撑下，加快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成为了“顺理成章”的政策选择，但其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在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境内资金缺乏投资海外的冲动。QDII产品自问世以来所面临的销售困境就是一个例证。还有，开放资本流出的举措在客观上为游资未来的撤离提供了便利，一旦将来人民币升值到位，套利资金转而寻求其他投资途径，游资将通过更通畅的流出渠道集体撤离，这很可能酿成我国金融的动荡。当然，更令决策者难料的是，资本流出便利为游资的撤退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游资在当下争先恐后地涌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要破解上述困境，现行政策需要微调。一方面，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早日完成升值的进程，这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对当前加速放松资金流出来缓解外汇储备增长压力的做法作一定的修正，对游资的肆意流入需有一定的封堵，这也有其必要性。
在目前我国激增的贸易顺差中，有相当比例并非来自真实的贸易。据发改委的最新统计，去年我国177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有逾四成来自进出口的虚报。而且，当前虚增贸易顺差的动机已由单纯骗取出口退税转变为套汇与骗税并举。出口企业报高出口金额，虚增部分则由意图进入我国的游资填补，这已成海外游资潜入国内的一大渠道。此外，利用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便利，借用部分外资企业注册资本和实际到位资本间的缺口，假借汇入资本金的名义，行套汇之实，这也成为了游资进入的重要途径。这俨然已可归入洗钱的范畴，理应通过反洗钱程序给予打击，一则可以规范金融秩序，二则可以将游资堵截于国门之外，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以及央行进行基础货币对冲的压力。
由于游资所假借的渠道在表面上具备合法性，因而对游资的识别以及对主要流入渠道的规范将是反洗钱的重点和难点，而这又需要海关、外汇局、中央银行、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的通力协作。譬如，对于近期出口金额同比出现显著增长的出口企业，海关部门应当设法核实其出口的真实性以及出口单价的公允性，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银行部门关注该企业结汇资金的流向，严控洗钱行为；对于到位资本常年存在缺口，却于近期突然填补的外资企业，外汇局与中央银行也应密切关注其资本金的划转方向；在国内流动性业已过剩的情况下，商务部需要对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行必要的修订，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不鼓励甚至限制外商以资金方式投资入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