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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有效的制度供给，才有真正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机制”。
一切生产、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都是人类与自然交织的活动；欲使这些活动产生人们所预期的成果，就必须对这些活动进行组织和协调，以便有效管理和治理。为此，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以及行为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制度的功能，是给处于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提供相互影响的框架，通过它，人们由以确立各自的选择“集合”，进而在这种“集合”中达成一种竞争———合作关系。制度的宗旨，是“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只能经由制度去均衡、协调不同当事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古训“无依规矩不成方圆”，就包含有制度的意思。
比如交易———一般的，人们都有通过交易获利的动机———设若有种制度，可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使彼此都能承担、履行成交后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则这种交易就可长期持续并扩展下去，人们也就能够长期地从中获益，或者说实现各自的比较利益，并增进社会福利。这就是良法良制。反之，若既有的制度并不能规范交易当事人的行为甚至扭曲了交易，则不受约束的“私欲”就必然导致“一锤子买卖”、“短期行为”、“呵哄吓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无序现象；这样，交易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遑论扩展！这就是莠法莠制。莠法莠制与“诚信”的缺失是相对应的。
由此也可以说，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信用危机，除了“道德风险”，市场制度的缺失或畸变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简单地说，社会经济需要管理，企业公司需要治理，“大事务”的管理和治理需要“大制度”（Regimen），“小事务”的管理和治理需要“小制度”（Institution）；前者譬如计划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后者譬如统收统支制度或独立核算制度。暂且撇开技术创新的意义不谈。不言而喻，管理效率的高低、治理效能的优劣，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如何，而制度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制度的形成机制和变迁机制。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素有“理－法－权－术－势”的脉络，今天人们所谓的制度，有“官”即有“管”，有“管”即有“治”；无论大小事务，都重在一个“理”：“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礼记·乐记》）可讲“理”不容易。用现在的话说，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所以但凡为管为治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理”需要讲需要喻、以便让人们知晓认同接受的“道理”，而独对“法－权－术－势”领会有加发挥有致。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以理服人的事也就不常有。怎么办？约束人众还得有法，“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书·吕刑》）但“法”有滞后和“法不责众”甚至“枉法”的时候；于是就有了“权”的介入，以力服人的事因此不绝于耳。不过，纵使一声号令莫不从命，实也免不了“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这时“术”就派上了用场，来一个朝三暮四或声东击西或望梅止渴或分而治之，也能对付一阵子；再不济，还有“势”可借，拜内力所赐或假道外功，效果常常也会出人意料。故官箴曰：“理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有权；权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有势。”
但话又说回来。为政为官或为厂长经理CEO者，总会有理屈词穷之时，总会有不可理喻之时，且一旦遭遇“法无定法”，“计划不如变化快”，就必然逼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回应（“政策”和“计划”不足为法，盖因其无常态且往往自相矛盾，所以可预期或可预见性差）。进一步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者管理者也有滥用职权的时候：在一言九鼎之下，大家虽然会跟着“家长”的“指挥棒”转，但大家也会向“家长”学习，“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荀子·君道》）这样一来，管理层和组织内部就必然黑暗、混乱和腐败。而“术”是藏在“你”心里暗自运用的，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援法入儒”，管理上就是“授意”的技巧，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滥玩“术治”，难免会搞得人人自保，人人自危，实在不可取。多年营造而成的威严名望，就是“势”，“气焰也。”（《增韵》）尽管已经无法可依、无权可用、无术可玩了，但还有“老本”———只消挥舞起某杆大旗，营造出某种氛围，“态度决定一切”就能吓得人噤若寒蝉，但弄得不好，就成了孤家寡人。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辞，破绽百出……这时就被动了。一旦“势不足以治”，结果便难以为继。所以，若真的还要想发展，就非得把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放在首位不可。
就像人们离不开清新空气、洁净活水一样，经济要想有效增长，社会要想和谐发展，就特别需要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有效的制度供给，才是真正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机制”。问题是：有效的制度供给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