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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余世存先生推出《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今年，余世存先生再推出《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两书堪称姊妹篇，都是通过搜罗历史上的细节，以历史上的人事、人言，来揭示人性、管窥历史。
《常言道》封面有句话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最重要的人，最有价值的话语，近代史所散落的珍珠，全都串联在了本书之中。”这也许是出版社的包装之言，因为，说本书是“散落的珍珠”，固然不错，但若说有什么“串联”，笔者以为，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读者，如果读者有心，能看出名堂，那就能把书中搜罗的“珍珠”“串联”起来。
书中《二十五：爱国》一节是这样讲的：1948年，伪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当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
中国官府自古以来都是高深莫测，只有进入它的高层里层，才有可能看清它到底几斤几两，然而可哀的是，一旦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却又往往叫人大失所望、悲从中来。当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正统儒家济世思想踏入仕途，然而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兴趣全无，晚年只以卖药谋生。海瑞也是类似的命运，他有儒家兼济之志，可他做一县之父母官，平日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他说：“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祖宗制也。阿谀作诵，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殊失初制。”他还发牢骚：“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海大人不甘心干迎来送往的勾当，当今的公仆干这些却似乎心安理得，不是有公仆大言不惭地说吗，接待也是生产力！杜甫不能济世，即去救人，海瑞不能济世，就辞职不干，去独善其身，当今的公仆倒好，处心积虑杜撰一些歪理邪说，欺蒙世人，真是恬不知耻。
书中《二十六 狷狂》讲的是文史大师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一贯婉拒新闻界采访，也拒做寿搞Party，也不参加什么会议，他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钱先生眼光端的是犀利无比，他把世事看得太透了。会议是公共活动，是政治伴生物，但许多会议确实叫人不敢恭维。有人这样描述概括机关里的会议：“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不言不语，五六七八九把手，只做笔记不开口。”手中有无真理，以及真理多少、话语权大小，完全取决于手中是否有权力，以及权力的大小。还有人这样说今天的会议：“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开会几乎沦为表演。还有人调侃，说只要会举手、会拍手就可以参加什么会议。
书中《二十九 气度》讲民国旧事。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大头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下以为，近代中国政治比之古代中国政治进步的地方，在于近代玩政治的人比古代玩政治的人少撒了一句谎，古代政治人物在做政治宣传的时候，总是先自称自己代表天意，其次才自吹自己代表民心，近代政治人物则不同，近代政治人物删繁就简，只称自己代表民心。袁大总统和蔡先生是在一条河里洗澡，彼此都深知对方，他们如果太罗嗦，只能叫人认为太无聊。可叹的是，人随王法草随风，近代影响到了现代，自吹代表的歪风影响所及，社会各阶层无不深受其荼毒，比如有时候你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电视节目，冷不丁地，从天而降的节目主持人会说：我代表全国电视观众向你问个问题，或云我代表亿万观众向你表示感谢。代表，代表，代表，谁知道你代表了什么，代表，代表，有多少罔顾民意的东西假汝之名大行其道？
手捧《常言道》，边读边想，思接书里书外，视通近代当代，不禁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