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表明，我们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世界资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关键要看我们的改革能够走多远。全球化实际上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具有竞争力，考验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不断变革和调整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即便是发达国家，不顺应时代的变化来调整自己，同样会被甩在后面。

　　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转轨中大国的实际出发，后发优势将主要体现在制度上更能够灵活应变，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在同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为什么我们能够抓住先机提升了自己的相对地位，而有些国家则丧失了机遇。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以为有四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这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越来越看到，如果没有进一步改革的精神，国内的资源都利用不好，就更不用说利用好外资了。这里有一个制度安排问题。现在，在许多地方，反而是外资企业更规范，他们愿意为员工建立社会保险，而我们的许多企业往往忽视企业职工的利益。当然这不是说外资就更好，主要反映了制度安排的问题。现在人们对对外开放中的种种问题担忧，主要是我们还没有使对外开放方面的一些举措制度化，大家对未来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遇到问题的时候，缺乏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手段。

　　第二，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依照国际惯例，主动争取自身利益。目前对外资外贸的担心，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心，对对外开放的一些质疑，都反映了对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迟疑。事实上，在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的今天，开放度不够不但效果不好，而且还可能丧失机遇。现在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当跨国公司吸纳整合全球资源与我国企业竞争的时候，我们不少企业还仅仅考虑利用本土资源应对跨国公司挑战，或者把跨国公司冲击意识形态化，形成行政保护，而不是去主动地利用国际规则整合全球资源壮大自己。

　　还有一些人认为，现行的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不能一味遵循，但是这很难解释新加坡、韩国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想尽快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是不现实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熟练掌握和运用国际惯例以求得趋利避害上。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化的界限超越国界，是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要实现合作共赢，承认市场化原则是各国取得共识的基础性条件。

　　第三，注重通过改革解决对外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对外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有关经济安全问题反映了相关体制改革的滞后。必须清醒地看到，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去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已经不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开放走得很快，但针对开放经济风险的防范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比如，跨国并购或者外资并购中，是不是两个企业单纯的商业行为？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能不能反映在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利益上？并购如果成功是否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能不能体现国家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比较理智的做法是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限定，把国家利益的损失或者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改革建立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尤其需要抓紧研究对外开放中的金融安全问题。

　　第四，形成以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改革的良好局面。我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有两种出路：一种是淡化改革，在体制上越来越不适应对外开放的新要求，由此，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有选择的开放，或者拒绝开放；另一种是主动地加快国内改革，以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确保在对外开放中不断获益，进一步深度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由此，也不断地打破国内改革的“惰性”，尽快实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无疑，后一种局面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