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目前，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增大。事实上，在5月份的第二届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双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气氛就略显紧张，虽然此间中国政府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扩大到千分之五，却并没有使美国人感觉满意。最近，先是美国参议院要筹备用立法方式来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后又有IMF通过了新的汇率政策指导方针，从而更容易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的帽子。在此时刻，更需要我们理清思路，拨开人民币汇率难题中的迷雾，寻找人民币的“理性升值”道路。
应该说，想要去除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理解偏差并不容易，因为这已不仅是经济和金融问题，而且混合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我们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试图在众说纷纭中找到更明确的线索。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理解人民币升值？
首先，人民币升值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其直接目标是形成合理的人民币定价机制，以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应的强势货币体系。一方面，近年来伴随汇率改革而出现的人民币升值，反映了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对人民币价值的低估，不管这种低估是体制还是经济贸易结构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人民币升值都是合理的货币价值回归。另一方面，只有拥有强势货币体系，大型经济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战略利益。毋庸置疑，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化而巩固的。而欧洲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围绕欧元展开了经济金融一体化，从而谋求国际竞争优势。在亚洲金融合作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努力实现货币国际化，建立国际强势货币的必由之路，这是长期性的战略导向。
其次，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可充分作为实现外部政治和经济利益均衡的筹码。现在，人民币升值不仅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事件，也被许多国家当作内部政治角力的重点。但换个角度看，全球对人民币汇率的重视也是好事，使中国增加了对外谈判的政策筹码。这样，在人民币升值和自由化的长期趋势下，升值的途径和速度是政府所应该掌握的，在符合中国内部经济和金融发展利益的同时，尽可能用来谋求国际政治和经济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他国货币升值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首先，一说到人民币升值后果，人们就会举出“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进而伴随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到破灭的例子。但事实上，要认识到日本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应是为缓解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日本的泡沫经济，使日本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的1987年“罗浮协议”要承担更多责任。借鉴日本经验中，应关注的是本币快速升值的弊端，以及实施配套财政货币政策的慎重。
其次，德国则提供了与日本相反的例子。面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汇率升值压力，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捍卫货币政策独立性，更多地把汇率水平的决定留给外汇市场去决定，结果德国虽然经历了丝毫不逊于日本的货币升值经历，但同时期的物价与产出都保持了更加稳定的水平。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国内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合理协调。
再就是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导致韩元开始升值，国际热钱大量涌入，期间韩国央行采取各种常规货币政策手段都难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最终韩元大幅升值，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减少，才缓解了流动性过剩。同样，印度从2001年开始也遭遇了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了本币升值，而期间印度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同样失效，最终2003年开始印度卢比出现了持续实际升值的趋势，才初步解决流动性问题。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会对当前流动性问题有所缓解，但中国当前有更复杂的背景，因此也难以对人民币升值解决流动性过剩赋予过高预期。
第三个问题是：实现人民币“理性升值”的要素是什么？
如何实现人民币的“理性升值”，并没有一些公认原则。但无论如何，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对现实的把握，有几方面要素应是实现理性升值的必要条件。
一是应避免人民币的剧烈升值。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反思日本泡沫经济之所以破灭，虽然并非完全日元升值所致。但是，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化过于急剧，导致了日本经济发展乱了阵脚，这种“急剧变动”是最不可取的。
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放弃。当货币政策失去其独立性时，将以牺牲国内均衡为代价。作为大型经济体，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代价太大，但在控制资本账户可兑换性的前提下，中国有能力在适度管制的汇率政策下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虽然现有汇率体制会造成某种外部不均衡，但这并非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汇率政策所造成的。这样，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度管制的浮动汇率政策，则成为伴随独立货币政策的较优选择。
三是促进亚洲金融合作，对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冲击很重要。在本币升值预期较大的情况下，一国金融开放过程可能伴随更大的负面冲击。历史上多次危机表明，区域性金融一体化是避免货币升值带来外部冲击的重要机制。
四是人民币稳定升值，要有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保障。一方面，国内支持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望通过改善贸易收支，进而控制过剩流动性。然而，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可投资的金融资产不足。因为供给的金融产品已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所以显得经济中有获利要求的资金过剩，这些不是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不足会使经济主体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面临更大风险。
总之，在中国，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其间要防范升值的各种可能风险与危机，就需要不断深化理论探讨和相关因素分析，努力实现人民币“理性升值”。（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