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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统摄了企业家的心灵。柳传志曾经概括说，中国商界是一片沼泽地，说不准什么地方踏不实就要深陷下去。揣着现金去拜访掌握权势的人，却不知怎么去送，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想想都后怕。许多时候，明知不仁也要强为，明知有陷阱也要往下跳，否则就不能成事。这惊险一跳，生出百样企业家。
总括来看有五种可能：追求和突破没有带来利润，他成了先烈；突破和追求不能落地，他成了空想家；突破和追求危害了社会，他就成了骗子；追求和突破创造性地组合了已有资源，既为社会接受，又带来利润，他就成了英雄；突破和追求，还极大地改变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全人类的福利层次，他成了一名伟大的企业公民。在这五种宿命之中，前三种占了大多数，后两种是绝对少数。从人数来讲，现在走到前台的企业家，绝对是一个少数，大多数沉没下去了，永远沉下去了。
就是少数成功了的企业英雄，不管他们后来做企业是如何光明正大，但是那惊险一跳的隐忍和果断，总要留下一点点尾巴。好事者啥时候想提起来抖一抖，你就没辙。或许就因此故，许多企业家选择了躲避。以至于稍有点财富积累，就纷纷忙着转移国籍。
对照一下《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与胡润富豪榜，研究一下前100名，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人已经拥有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欧洲、新加坡、日本等国的身份，顶不及也弄个中国香港的身份。全球各地都在张开臂膀欢迎中国的富豪寓公，欢迎这些准备把财富汇集到他们国家的人。积累了财富便改变国籍，这实在很值得国人反思。一国竞争力的主干———企业家们的外流，是对这个国家真正的威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是一国的脊梁。他们不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且教化了员工和社会。一个万人公司，可以直接和间接影响到的人群，就可能达100万。尤其是全球化经营的深入，企业家对全球商业模式和规则了然于胸，要比那些远离企业的群体比如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要通明的多。这时，企业家还是弱者思维当头，还在那里被动地等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为一个强者去促成环境的变化，将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这不是伦理论题，这是一个企业家内在良心和责任自觉的问题。
亨利·福特是平民出身的大资本家。福特不仅成功地生产出T型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思维和娱乐方式，将人们带入汽车新时代，使得20世纪一系列社会革命都成为从属性的变革。此外，他开创性地实行了最低日工资5美元的薪酬制度，突破了商业的天条，由此催生出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亨利从来都把商业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把握，他深刻理解自己的责任。如果从赚钱的角度看，那现存体系已足够好了，他不会要求改变现在事情的组织的方式的。但是，他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存体系并不能鼓励最佳服务，而是鼓励每一种浪费。长久的企业实践，使福特比那些公务员更深刻地理解市场体制，更知道哪里对，哪里错，因此他要站出来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
“合众国的一切，诸如土地、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们选择的使自己生存更有意义的方式。政府永远只能作为人民的公仆，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倘使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报复的法则便开始起作用———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道德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关系。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我们生活必需的，二者作为仆人被人们需要，就像水和米一样不可或缺。然而一旦他们成为主人，自然法则就遭到破坏”（亨利·福特《向前进》）。
岁月不会冲淡亨利·福特等伟大企业家的追求和心胸对后人的深刻震撼：他已经洞穿了一国社会经济体制架构的根本———政府和公司都是提升一国人民福利层次的手段，都是公仆。一旦仆人成了主人，违背了自然法则，就是乱伦，就必然要遭到报应。
因着弱者心态，中国企业家明显缺乏亨利·福特那样的责任自觉。人活一世，都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些强势企业家的动力之源，正是对自己人生使命的觉醒。一旦企业家跳出自利小圈套，到达追求提升人类福利这个层次，他的心灵就会变得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