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袁媛
语调轻柔、心态平和，汤敏给了记者儒雅而严谨的第一印象。作为一个学者，这种风格再合适不过了。
知道汤敏新身份的人不多。从8月1日起，他将正式履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离开工作了18年的亚洲开发银行，转而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他自己在阐述转换角色的原因时显得低调而平和。
汤敏认为在亚行工作了18年，时间显得有些太长。“按照美国劳工部公布的预测，到了2015年，美国人在换第十四个工作时平均才38岁。”五十几岁的留美学者汤敏为他的变化玩笑般地找了个“理论”来支撑。
另一个原因则是亚行要求三年一换岗，而他在亚行中国代表处已实际工作七年有余，而且希望继续留在中国，更多和家人在一起。尽管在国际组织工作很有意思，但他更想换换环境，亚行提供了一个提前退休的机会。
从8月1日起，汤敏将开始新生活。他把这看作自己正式海归生活的开始。以书生“参政”著称的他，在回国就职的短短几年内，研究成果通过不同的渠道送达到政府各个部门，其中不少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实现着他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理想。
在新起点面前，汤敏显得踌躇满志。他表示，要加强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和研究。尽管在亚行中国代表处的七年，他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但中国的内容浩如烟海，他深深感到研究不足。“今后将从不同视角对自己关心的问题，如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些研究。”
有着对亚洲深入了解的比较优势，汤敏把致力于加强亚洲经济的合作纳入了新工作的重心。中国在未来亚洲经济合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很多亚洲国家想了解中国的期盼让汤敏未来想尝试把中国经验介绍到国外去，尤其是介绍到发展中国家。汤敏说，尽管在这方面一直不乏前有古人，但他更希望是比较系统、有的放矢地进行介绍，而关注点则是发展中国家。
亚行18年丰富人生阅历
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回到中国，汤敏求学、工作的路线勾画出了一代海归经济学家的路线图，但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来自于他在发展中国家难得的人生经历。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的汤敏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时邀其就职。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了后者。原因是在读书时，汤敏就对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问题情有独钟，而亚洲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对其成长规律的研究将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在汤敏看来，在美国几年的系统理论学习丰富了他的头脑，亚行的18年工作经历则丰满了他的人生。毕业之后加入亚行，在菲律宾工作的第二个月，汤敏就遇到了终身难忘的一次政变，他当时住的一个街区就是政变交战最为激烈的地区。他观察到作为最资本主义化、任何规矩都按照美国模式来“复制”的菲律宾，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比较失败的国家，社会动乱、贫富悬殊、经济动荡。这促使他去思考，原来并不是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一切，有了民主就什么都能解决，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跨进亚行大门后，汤敏先后在马尼拉总部研究部和规划部做研究员，在马尼拉生活的11年，他做了很多近距离的观察，也有了很多体会。他的个人兴趣也从学术转向政策研究，足迹踏遍亚洲各国，在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等领域内颇有建树，先后出版了《亚洲成长三角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等著作。
除此之外，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到南亚各国考察，对发展中国家有了很深的了解。在协调几十年战火不断的大湄公河地区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亚行起到了特殊协调员的作用。“从9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推动这个项目，不断地写文章，和各国政府谈。”夫人左小蕾回忆，汤敏那段时间经常去当地做工作，那些地方天气炎热，生活艰苦，同时还不太安全，汤敏一去就是几个星期。正是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推动工作渐渐消除了各国之间的隔阂和猜忌。在汤敏看来，很多留学生都有海外经历，但具备这种长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并不是人人尽有。这些经历、知识、观察，对形成他的观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是他的一笔宝贵财富。
农村金融的现实关注者
长期海外工作生活经历并没有造成汤敏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上的仰视和水土不服。相反，他特别关注中国广大的农村，农村金融问题一直在汤敏的关注视线里。早在今年三月，他就撰文，期待更开放多元化、更灵活的农村金融市场。时隔四个月，他在中国农村金融问题上更有信心了。汤敏表示，农村金融问题在去年尤其是今年有很大的突破，目前已开始几个省的试点，明年还要扩大试点。
他指出，中国农村金融有很多机会，但目前也有一些问题。在目前金融改革试点中，多以商业化农村金融机构为主，特别贫困的地区和人群没有包括在试点中，商业化改革很难惠及他们。而在国际上，有很多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组织介入农村金融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应该考虑让非营利性组织也有生存空间。此外，“准入政策”规定，村镇银行应有至少一家境内银行作为发起人，而且股份比例不得低于20%。这条规定保证了村镇银行的专业性、安全性。但与此同时，很可能成为大规模筹建村镇银行的障碍。他希望做一段试点后能放宽这个尺度。他还建议制订类似“社区再投资法”这样的法律或法规来推动商业金融机构到农村去。他介绍，农业贷款全部搞市场竞争风险较大，事实上很多国家政府都在补贴，如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就要求存款机构必须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信贷支持，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中低收入人群。泰国政府则要求商业银行对农村的贷款要占总贷款的20%。“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抽血严重，需要一个机制促进银行对农村金融的支持。”汤敏表示。
在汤敏看来，用人均GDP衡量，中国已整体摆脱了贫困，处于中等偏下国家水平。而据他的观察，很多亚洲国家到现在还是陷入泥潭中。“总体上，中国走上了良性循环道路，但具体上说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果改不好，会回到慢车道上来。”因为面临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是个痛苦的过程和很大的挑战。汤敏认为，“中国能不能跳出这个陷阱，跟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努力，以及跟国际大环境都有关系。最根本的是我们的道路选择，我们的政策。”
做一名勇于实践的学者
在扬帆海归生活的理由中，家是汤敏考虑的重要因素。和大多数中年知识分子家庭相似，汤敏与经济学家左小蕾和一个儿子组成了幸福的三口之家。在夫人左小蕾眼里，丈夫汤敏是一个非常有修养、有水平的一个绅士，是很高尚的一个人，她尊重的一个人。
在左小蕾描述的她对自己丈夫的观察和体会中，丈夫汤敏总是愿意对所有事物都做积极方面的评价，很少去挑剔，同时努力思考，总想做事，与世无争。他尊重另一半，也关心所有的人。左小蕾说，在亚行，很多新员工在遇到问题时总会被其他同事提醒，找汤敏吧，他会给你很好的建议。
作为两个孜孜不倦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家庭里自然充满了讨论之风。虽然各自研究领域不同，但就共同关心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这一对经济学界的伉俪还是经常“唇枪舌战”，“我经常会被他说服，尽管汤敏很平和，但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说服你，绝对不是稀里糊涂的人。”夫人左小蕾笑着说，“但对方言之有理，他就会转变看法。”汤敏还经常帮左小蕾找论文资料。这种互相扶持，志同道合的相濡以沫也是左小蕾最感到幸福的。而她相信，在新岗位上，丈夫肯定一如既往做的更好。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服务中国发展。尽管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是，汤敏与他的新同事们需要解答的并不是一份常规试卷。转换了角色，汤敏注定面临一个转变和挑战。从发钱转化为筹钱，从体制严密到灵活平台，从庞大后台支持到可能事必躬亲，更重要的在摘去亚行光环的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做，都需要汤敏认真思索。
转变新角色后，汤敏工作重心更加落在了中国问题上。汤敏认为，新身份会使自己在有些问题上看得更清楚，但有些问题可能是会“不识庐山真面目”，需要更深入去研究。“重要的是怎样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且把国外经验和国内实际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在中国现实情况下，遇到的更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实际问题，更需要在现实中做勇于实践的学者。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史丽摄
■夫唱妇随
“他让我不必对家务事太认真”
———左晓蕾说汤敏
“他人品很好，能够和各种人打交道，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我们结婚20多年了，从没听他说过别人的坏话。他心态很平和，永远乐观。”
“先生是十分体谅人的。作为专业人士，我不论到什么地方工作都非常敬业，与先生的支持分不开。他从来都认为我应该与他一样不受琐碎家务事情的拖累”。
“他在我回国安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一位提供家庭服务的阿姨。即使是节假日，阿姨休息我觉得应该干点家务事，他都建议我不必对家务事太认真。”
“我的先生很有意思，买东西从来不要我算账。他说，你去浪费这个时间干嘛，人家不会多要你的，我们都不会瞎花钱，再说你管得了吗？我想想也是。”
■人物观点
农村金融就是毛细血管
———汤敏部分观点摘编
借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农村金融大有可为。在当前，政府的准入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的支持政策对未来农村金融，以至三农工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现在要解决农村金融，我们不缺大血管，我们缺的是毛细血管，缺的是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一直渗透到农户，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制造一个很好的毛细血管系统。
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以降低不良资产，提高商业化程度为主体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缺位的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
国际经验表明，农村小额贷款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小额贷款要有远高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小额贷款是给贫困人群的贷款。他们很难拿到商业贷款。虽然商业利率较低，但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为广大农民服务的贷款还不能以商业银行坐商式的方式经营。信贷员要到村子里去，把存贷款的业务做到村里，做到田头，以减少农民的负担。
富人有车，穷人无车。因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穷人搭富人的便车。可是，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公共政策上，不乏富人以及中产人士搭穷人的便车现象。很多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
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业与服务业的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因此，建立一个对农民工的不断再培训的教育体系，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热钱大进大出过于频繁的话，对经济冲击非常大，所以我觉得目前短期来说，要加大防止热钱进来，或者怎么样能够把热钱找出来，这些机制我觉得是一定要加强。
■相关链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设立基金会的目的,是支持政策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科学的、民主的决策。
基金会基金的用途是资助有关研究课题、人员培训、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奖励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自2000年3月起,基金会成功地组织承办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和专题会议；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开展了《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