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调控手段，最近又出台了提高利率和调低利息税率“双箭齐发”的措施，试图抑制经济发展可能从偏快向过热的转变。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普通居民对这几项调控措施的反应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强烈。比如根据各地的相关报道，加息后前来银行办理转存的居民却寥寥无几。虽然说加息或者减少利息税等宏观调控措施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但居民的冷静反应却折射出当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转变过程中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这种转变也将给股市的繁荣带来长期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只有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两种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从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来看，长期以来，储蓄“一头独大”的格局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截至2005年底，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居民存款持有量仍占72%，现金持有量占9.8%，证券持有量占8.6%，保险准备金持有量占8.8%，其他金融资产持有量占0.9%。居民存款和现金所占比例高达81.8%。
近两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证券市场的高涨，居民理财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速度明显加快。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减缓，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存款增加827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少增了5938亿元；二是股票和债券在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快速上升。目前，我国沪深股市的总市值已接近18万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居民存款余额，大约占GDP总值的80％，股票资产已成为国民财富和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重要部分。
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开始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调整才刚刚开启序幕，其过程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以上，才会达到相对的平稳阶段。一方面，和国外相比，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在证券资产方面潜力十分巨大。比如目前全世界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平均比例约为92%，美国、英国、日本等股票市场的市值占当地GDP的比例均超过了100%。可见中国的股票市值与GDP的比重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但这也同时说明我国的股票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约有48%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基金持有人达9600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1/3。相比之下，我国股票市场虽然号称开户人数达到了近1亿，但剔除沪深两市、AB两股同时开户的重复数量，实际股民人数不足5000万，再加上持有基金的不到2000万人，全部加起来也仅为全国总人口的大约1/20弱。
从宏观经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决定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收入状况。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持有金融资产中的谨慎动机和交易动机就会相对减弱，而投机动机则会不断上升。这主要是源于人们抗风险能力的提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收入水平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增长，目前已接近人均GDP2000美元。而在不少中心城市，该数值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乃至近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理财意识空前觉醒。而股市的繁荣只是这种理财意识觉醒的一剂“催化剂”而已。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往往伴随着股市的长期走牛。比如美国股指（道琼斯指数）从1932年7月的40多点，一直涨到目前的1万多点，而这期间也正是美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人们的储蓄偏好一旦发生变化，在宏观经济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其趋势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逆转，因此，储蓄率逐年下降应该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态。而这种调整也同样会给股市的长期繁荣带来持久的动力源泉。当然，促使居民愿意把更多的资金投向股市，不仅仅取决于投资观念的变化，也取决于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因此，尽快建立健全中国证券市场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才能使中国的股票市场成为吸引更多投资者源源不断入场的“磁力场”，也才能使广大投资者享受到金融资产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真正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