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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组织体制与机制对效率的影响而言，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改革中，组织比技术更重要。如果没有组织管理层的应有决策力，执行力再强也没用，反而执行力越强，成本消耗越大，效率越低。
在经济学上，效率意味着成本与收益的对比，高效率自然是低成本高收益。人类经济活动发展至今，成本范围不断扩展，既包括直接生产成本，也包括各类交易费用———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项核心研究内容；不仅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花费，也涵盖诸如时间、扯皮、精力付出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消耗；既有针对某一具体活动的成本，也有相比较而言的机会成本。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均越来越多地将效率作为第一位的研究对象，并将其与不同的变量相联系，或者作为解释变量，或者作为被解释变量。特别是，将效率与技术、组织相联系，因为在分工越来越细密进而越来越是一个相互合作的社会里，效率所针对的不是个人效率，就是组织效率。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通过多种方法研究如何提高组织中的个体效率与整体效率，在各类结论与建议中，最多的是技术进步、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善。但今天我要讨论的是，技术进步就一定意味着效率提高吗？组织与个体，或者组织的哪一个层次更是决定组织效率的关键？组织的文化对效率有何影响？如何防止文化流氓化，因为一旦文化流氓化，从社会整体福利来看，某一特定组织的效率越高，对社会的破坏就可能越大，何况这样的组织也不可能有什么高效率。
记不清是哪天了，读到一位跨越发明电报前后的欧洲名将的观点，深深地引发了我重新思考技术与效率的关系。那个年代欧洲的混乱与战争频繁，并不亚于当今西方一直批评的一些局部区域，所以，有本事的人带兵打仗便是常事。在没有发明电报之前，这位将军能够自主熟练地运用自己的战术战略，目标单纯而惟一，精力集中而准确，打了不少胜仗；但发明电报并将其作为军事指挥系统的技术工具后，前后方联系相比以前大大方便与快捷了，然而这位将军却再也不能自主熟练地运用其战略战术与经验了，目标不再惟一，精力不再集中，所历战事输多胜少。将军在一次因庞大官僚后方通过电报强行干预而遭到惨败后，望着失去的阵地，大发感慨，精彩至极：“有电报之前，我只有一个敌人，有了电报之后，我有两个敌人，除了前方那个同原来一样凶恶的敌人外，又增加了后方那个随时干预或者决而不策的庞大官僚机器的‘敌人’，要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除了跟以前一样要打败前面那个真正的敌人外，我还得拿来出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打败’那个原来没有的‘后方敌人’。”
不妨用经济学话语分析一下这段话：发明并运用电报后，军事指挥系统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然而这却使这位将军的目标不再单一，用于对付前方真正敌人的精力减少，而决策须得取自后方同意，因此所需时间、精力相比以前大大增加，成本陡增。如果将战争的效率界定为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取胜，那么，这位将军的败多胜少，即使少有的几次胜利也比以前费时费力，这种成本增加下的效率能说提高了吗？可见，技术并非是效率提高的充分条件。
不要天真地以为电子信息系统赶上或超过人家，效率自然也就上去了。眼下，在信息技术手段上，国有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特别是前者，已经不逊色于跨国金融机构，但其效率同后者却不可同日而语。外资金融机构的目标只有一个，捕捉商业机会与实现盈利；而国有企业的业务拓展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付出高于人家三倍的努力才行，因为除了与外资一样盯住并俘获商业目标外，还要不知费多少精力与时间去说服企业最终决策者以及政府管理者。
更不用说，在那些由传统体制沿袭下来的“半官半商”的垄断性国有企业里，还有相当部分管理人员仍然沉浸在诸如“我是中央干部”之类的“行政级别”满足中，陷于国民资源垄断积累（而非经营积累）的“胎盘”依赖中昏昏然，恰如鲁迅笔下的阿Q，以为用根儿竹筷挽起辨子喊两句口号就“革命了”，然后就可以沉迷于一切都有了的可怜梦幻中。想想看，在这样的组织里，高技术就一定能够提高效率吗？
因此，就组织体制与机制对效率的影响而言，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技术更重要。对此，学者们已经研究得很多了，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两点：组织的决策力与执行力哪个更重要、组织文化的重要性。
现在，“加强执行力”已成各类组织领导者挂在嘴边的流行口号，但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也已蜕化成领导者推卸责任的说词。因为“执行力”讲到最后无非就是所谓的“细节决定成败”，然而如果没有组织管理层的应有决策力，执行力再强也没用，反而执行力越强，成本消耗越大，效率越低。所以，细节永远都不可能决定成败！对于组织效率来说，管理层决策力远比团队执行力重要，而决策力来源于决策层领导的有效性，那是需要领导者具备足够勇气才可能谈得上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讲，所有的组织成功都来自于管理层及其有效领导，所有的组织失败也都来源于管理层及其无效领导。
组织领导的有效性与决策力，进而组织的效率，还取决于组织文化，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把手的文化”。如果“一把手”开拓进取、勇气十足、领导有方、乐观向上，那么他所管理的组织就会呈现出一种君子文化，要在其中求得进步，你就得必须更加君子，进而该组织就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其效率也就会不断提升。如果“一把手”惰性十足、疏于管理、领导无方、决策能力低下，甚至是见不得阳光的昏昏恶恶的流氓，那么，这一组织的文化也就只能是流氓文化，想在其中取得“进步”，你就得具备流氓元素，或者更加流氓，可想而知，这一组织的效率将荡然无存，如果有，那也是对社会的“负效率”。
由此可见，在效率越来越重要的当今，在重视技术进步的同时，更应重视技术的适当正确运用。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改革中，组织比技术更重要，在组织建设中更应重视管理层的决策力建设或者领导能力建设，并相应不断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放松政府管制；还要培育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这一结论对整个社会的改革与建设亦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