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学术最讲究“发表成绩”。特别是那些研究经济学、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学者，如果要找工作，检查“发表成绩”这一关不得不过。这种办法有时会低估学术人才，但真正通过这类筛选机制的，无一不是高手。我检索了一下解放前在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中国人。经济学家里，排在第一位的是陈翰笙。据说陈翰老还用过很多笔名，英文笔名，如Geoffrey、Raymond、Brooke等，这还没法统计。
陈翰老于2004年3月去世，享年108岁。他的寿命之长，功绩之大，现代中国学者里再难找到可与之媲美的。前些年开了几次纪念陈先生的会，讨论他的成绩，参与者里既有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也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讨论话题涉及社会科学理论与现实的许多方面。如此看来，陈翰笙的研究和影响，已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共同的财富。要真正感受他的伟大，恐怕还需要很多年。
陈翰笙是国内较早留学美国的学者，18岁前后刚刚高中毕业，就踏上赴美征途。陈翰笙并没有很多钱来支持学业，先进了美国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半工半读，后转入美国波莫纳大学读书。他业余时间要“端盘子”，但仍然保持着优秀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被推选为Phi Beta Kappa联谊会会员。这个联谊会的含义是全国性的美国大学优秀生荣誉组织，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胡适、赵元任等人也是PHBK协会成员，可他们毕竟都有奖学金支持。陈翰笙靠着半工半读获得波莫纳的历史学学士学位，而后又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
他本来还有在哈佛读博士的机会，可是正赶上德国经济崩溃，为了能用手里拮据的美元坚持更长时间的读书，陈翰笙放弃哈佛选择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1924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与其他留学生相比，陈翰笙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更不平坦。他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马上接受蔡元培的邀请，赴北大历史系任教，他也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陈翰笙此后的经历足可用波诡云谲来形容了。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陈翰笙热血沸腾，支持学生抗议，亲自上街游行，并向李大钊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李大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于是经由李大钊介绍，陈翰笙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直到1935年，经康生、王明的证明，陈翰笙的组织关系才由第三国际转入中共。
1926年，由于受到李大钊的牵连，陈翰笙不得不远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次出走对他的学术研究倒是一次难得契机。其时，研究所东方部的部长、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刚写成观点颇为新颖的《中国农村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是由“亚细亚生产模式”决定的“水利社会”；二十世纪以后，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是资本化的农村经济。
这一观点无法令陈翰笙信服。他认为，马季亚尔说的不过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中国最晚在宋代已有高度发达的农产品经济。可是陈翰笙自感对中国农村具体情况所知甚少，无力全面反驳马季亚尔的观点。他在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中沉重地记录下这点。从此，陈翰笙的治学方向转向农村经济学和中国农村调查。
1929年，还是收到蔡元培的邀请，陈翰笙回国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是开始着手推进中国的社会调查工作。他吸收了钱俊瑞、薛暮桥等年轻才俊，决定大干一番。他的设想是在江南、河北、岭南三地各选一个县全面调查，这些都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最快的地方。河北选在清苑，江南选在无锡，这是陈翰笙的家乡，而岭南的调查则因为陈翰笙的离职没有做下去。
在无锡和清苑的社会调查取得了极大成就，当年的材料，学者们至今仍在消化研究。在无锡调查时，陈翰笙带人走遍无锡22个自然村的全部1204户人家，挨家挨户访谈、作记录。后来去清苑，也对11个村1770户人家做了“地毯式调查”。张培刚就在这次调查中崭露头角，写成《清苑农家经济》。后来张培刚留学哈佛，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
很大程度上，正是陈翰笙的工作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陈翰笙和他的弟子底气最足，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当时中国重要经济地区的田制、田租、税捐、币价、工商业发展情况。
上世纪30年代后期，陈翰笙远赴美国纽约，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国际部副研究员。他协助欧文·拉铁摩尔创办了《太平洋事务》季刊，任副主编，并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农村的论文，至今仍是欧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必读文献。
抗战初期，他协助饶漱石办《华侨日报》，又赴香港协助宋庆龄创办“工合”运动。此外他还在香港创办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任主编。上世纪40年代初期，陈翰笙回国任广西桂林师范学院西文系主任，后因重庆政府缉捕远走印度。一到印度，他又在印度德里大学和英国远东情报局工作。离开远东情报局后，他到印度史学会工作，就印度经济区域划分问题广泛考察。此后他还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约翰霍普金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美国大学和纽约亚洲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和特约教授。
1951年，陈翰笙应邀回国，继续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发挥作用，他的学生们也跟进对无锡、清苑做了第二、三、四次全面调查，构成国内时间跨度最长、调查内容最全面的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