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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企业家的善与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实际上就是那些突破常规状态实现创新的人。他们往往不甘于日常生活的平庸逻辑，立志全心全意地去追逐一个在普通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梦想，为此不惜放弃自己安稳舒适的生活。因此，在他们尚未成功时，人们总会觉得他们有些狂妄偏执，不切实际；而一旦失败，他们夸张的言行就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倘若侥幸成功了，他们的故事又会由于同样的原因显得格外神秘、不合常理、难于理解。也正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唯一牵挂的是自己的梦想，对于梦想的沉醉和偏执使他们看上去像个浪荡的诗人。在崛起的过程中，他们鄙视庸常的伦理、各种惯例和俗套的规矩，认为那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道德说教。他们崛起的过程自然也就绝不可能是和平慈善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欺骗、奴役甚至血腥，却也往往包含着普通人不敢正视的真实。
这种特立独行、内心坚定的精神属性在美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英雄时代”的企业家身上非常普遍，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都是那种看上去冷酷无情的人，他们热情坦率地欢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谴责“普通人的愚笨”。他们的事业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和希望，也同时充斥着巨大的恶行和善举。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它鼓励而不是压制人们真实地说话行事，无论这种言论和行为看上去多么邪恶。
在中国，从未有过像卡内基或者摩根那样坦率张狂的企业家，他们要含蓄、文雅、低调得多，虽然这并未减弱他们遭受的批判和反抗，还反倒使他们显得更加奸诈不可信。中国的商人很少坚定地信奉和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哲学，因为他们赢得别人的信任的手段，不是建立在别人对自己的了解和相信基础上，而是更多地仰仗自己对别人的深刻了解。即不在于“使人知”，而在于“知人”。他们往往巧妙地装扮自己，以便迎合别人，时间长了，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物我两忘”的武功至高境界吧。他们往往是酒桌上最后一个清醒者，如同潜伏着的老虎，时刻不忘记寻找猎物的破绽和喜好，耐心地等待下手的机会。因此，他们往往对人性的弱点有着透彻入骨的洞察，他们从不惧怕任何人，正如他们从不敬畏任何人一样。
太史公说治生之道“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诚哉斯言。可惜这样的商道其不传久矣。民国年间的金融奇才、金城银行的老总周作民或许多少可以算作一个领悟者。
在周作民早年的职场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是摆平军阀倪嗣冲。当时他供职于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想在芜湖设立分行，发展皖南的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一直未能得逞。梁不甘心，派周前往尝试，给予活动费2万元。周先请梁正式函介，又请安福系要人“小诸葛”徐树铮私人函介倪嗣冲与倪的亲信、财务总管王郅隆，以及倪的女婿王普，再由二王引介与倪相见。“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5000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倪则默加赞许。”周作民与倪嗣冲周旋了二十余日，但始终未提在芜湖设立分行的事情，直到最后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才提及此事，请倪多加支持，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办理此事。
摆平倪嗣冲的关键并不在于周作民舍得花钱，也不在于他肯拉下脸来陪这个赳赳武夫玩乐。对于人的透彻了解才是周作民真正的过人之处，他能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需要，其智足与权变，其勇足以决断。
更令人惊异的是周作民对于人的了解绝不仅仅限于某一类人，他不仅熟悉和善于利用人们之间各种卑微苟且的勾当，他也明了如何与真诚公正、高尚质朴的人打交道，比如范旭东和卢作孚。这两位不仅个性极强，而且为人处世方正严谨。周作民曾经给予永利和民生巨大支持。金城银行在永利前景还非常不明朗时就决定投资支持，后来周作民又顶着其他股东的反对，一再向永利投资。一向喜欢对投资的企业直接管理的周作民，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但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而且，周作民一贯喜欢耍手段，但他每逢和范旭东打交道却不如此。摆平倪嗣冲的周作民和作为金城的董事长、范旭东朋友的周作民简直判若两人。
卡莱尔给克伦威尔“说谎话”所做的辩护或许可以稍微缓解人们对这类人的痛恨，他说“如果他为人掏出心来，让乌鸦们乱啄，他的事业是不可能长久的！假如使自己的内心像玻璃一样透明，是没有人能取得成功的。”他认为克伦威尔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诚实者”，只是由于太过沉默，不善词令，才使这个“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个”，英国唯一的政治家在其身后饱受人们的攻击。“一个民族能有一位能清晰表达的代言人，能培育出一位和善地表达民族心声的人，这确实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对于一个阶层来说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没有人坦率直白地说出中国企业家的内心，而市面上仅仅流行着一些伪善肤浅的说辞，所以整个阶层的形象至今依然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