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劳动保障局日前编辑出版《2007年北京市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与企业人工成本状况》一书，该书显示，去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除去前10%与后10%之外，剩余80%的月平均工资“中位数”仅为1972元。

　　无论举出多少条理由，如职业教育与社会所需相脱节、“80后”群体择业意愿过于集中在京沪少数大城市等等，上述明显偏低之工资水平，最根本，同时也是最难消弭的一条成因，还是就业形势太过严峻。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总体格局下，奢谈居民收入显著增长无异于痴人说梦。

　　经济增长只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提供240万个就业岗位，属于“高增长、高就业”模式。但在此后，GDP增长对就业拉动越来越小（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03至2006年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却每年徘徊在800万-900万人左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新增80万个就业岗位。

　　上述不利局面之所以产生，首先应从宏观经济层面进行检讨。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明显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推动投资，但对就业拉动并无显著效果。我们从国债投放的行业顺序来看，排在前列的交通、通信、电力等行业，其实都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再来看货币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开始之前，利率走势基本处于下行通道。由于资本价格过低，中国不正常地出现了劳动力反而相对昂贵的局面，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即呈现出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倾向。再加上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近年来提供了70％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非公部门屡屡受制于资金瓶颈。

　　部分政策取向上的偏差源自不甚恰当的认知误区，如不少人士认为，工业化能够自动促进就业，劳动成本低才有利于促进就业，等等，更有甚者，在效率优先异化成效率至上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在发展思路上没有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普遍存在着重GDP轻就业、重税收增长轻居民收入提高的取向，GDP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在一些地方成为衡量甚至考核领导者政绩的硬指标，而就业目标与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却成了软指标。

　　所以，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人口众多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中国必须选择就业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规模作为首要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经济、社会政策中最主要的考量，惟有如此，中国方可逐步实现就业增长—收入增长—内需增长—经济增长之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