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就业促进法》昨天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标志着我国在促进就业、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意味着政府将促进就业这个关系到民生之本的重大问题正式纳入到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当然，促进就业除了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外，还需要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就业问题，认真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导致就业压力不断扩大的各种矛盾。
具体来说，促进就业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矛盾。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情况看，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的却是失业不断扩大的奇怪现象。统计数字显示，从1996-2006年，我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而同期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3.0%上升到4.5％，目前的失业总人数已经接近1000万人。这种违背奥肯定律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一大特点。
这种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的“悖论”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就在于我国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目前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50%以上。但是，引人关注的是，投资结构的偏差使得高投资增长率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平均投资就业增长弹性为0.286，90年代降到0.05左右，目前该系数已经不足0.04。这说明投资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了。此外，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就业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就业的稳定性也不够好。
二是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压力的矛盾。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每年都在以平均1％的速度推进。与此同时，每年涌入城镇的农村转移人口大约有1000万以上。而在城镇内部，每年还有近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另外还有1400万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转移无疑给本来就紧张的城镇就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知识型失业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典型特征。不过，经历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技术和高效率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队伍的不断壮大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可是，与这种要求形成对比的是，一方面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知识型失业现象的存在。根据教育部统计，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待业人数约为34万，占总人数的30%。到2005年，待业人数增加到93万，比2001年增加了近两倍。而2007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5万，比2006年的413万增加了82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由此可见，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有很强的宏观思维。首先，化解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的矛盾，不仅要纠正投资结构的偏差，也要尽快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其中又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深刻反思我国目前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经济“重型化”倾向。中国本来是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国家，但国民经济的重化工业倾向，恰恰与这种比较优势发生了偏差。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呈现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扩张期的特征。近些年来虽然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比如在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其中重工业增长19.1%，轻工业增长15.9%。工业加速主要是由重工业加速拉动的，而重工业快于轻工业的增速差由上年同期的2.3个百分点扩大到今年的3.2个百分点。由于重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大低于轻工业，重化工业的超常发展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因此，如何减缓国民经济的重型化倾向，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应是下阶段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
其次，要把城乡统一就业纳入促进就业的大框架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表面上来看好象会抢占城镇人口的就业岗位。其实这只是一个误解。笔者的研究表明，越是农民工集中的地区，经济越是发达，而城镇失业率反而越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民工不仅对城镇职工的饭碗不会构成威胁，反而会促进当地就业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比如这次城镇居民医保体制改革，就明确提出了要将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医保体系，这无疑是加快城乡就业一体化的一大进步。
最后，知识型失业的存在，背后反映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其实，我国的知识型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如何充分发挥知识型人才的作用、防止出现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除了要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让知识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寻找到就业的最优位置外，也对现行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利用机制提出了挑战。另外，知识型人才也是自主创业的主力军，这次《促进就业法》对此给予了多种扶持，相信对于解决知识型失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