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日，中国商务部官员对自去年11月起，美国商务部不断发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今年前6个月累计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今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意将美国的反倾销调查与中国不断激增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联系起来，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人民币币值的压力会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出来，我们认为，反倾销只是手段之一。
大量的贸易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而在为我们带来大量外汇收入的出口产品中，尽管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总额比重不断提升，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两高一资”产品仍占相当比重。特别是资源型产品的大量出口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严重的是，过度依赖资源型产品（包括初级产品）的出口很容易染上“荷兰病”进而拖累中国经济。
发展经济学常常提到的“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经济暂时出现了繁荣, 可由于过分依赖天然气的出口，由此而来的荷兰病效应使得荷兰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所谓荷兰病效应是指，来自于自然资源出口收入的迅速增加导致本国货币升值，由此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使非资源型部门（如农业和制造业）变得不具竞争力，并且更加依赖于进口保护和政府补贴以维持其存续，而出口减少和贸易保护则间接妨碍了经济增长。另外，由于资源部门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将会转移至初级产品部门，制造业部门便因此而萎缩。在制造业存在递增规模报酬的条件下，专业化于资源采掘业就会损害经济效率，短期的资源收入却削弱了长期增长的动力。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即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
自然资源对于我国经济的推动有目共睹，统计显示，以原煤、原油和生铁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产品，1985年以来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呈同向上升趋势，只是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这种趋势相关性程度各异。在1993年之前，相关性程度更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此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曲线逐渐远离资源产品的依赖路径，自然资源的影响力渐趋下降。在1996-2000年间，原煤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表现出反向的联系。在2000年之后，随着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带动原煤、生铁等资源投入品需求和产量骤然上升，同时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又表现出较强的同向相关性。总的来说，自然资源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尽管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经济得益于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原料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但从国内各个省份经济发展情况看，仍逃不脱“资源诅咒”，即越是资源丰富的省份，其经济发展越是缓慢。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排名前列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这几个省份，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2-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资源丰裕的辽宁、山西等省份却增长较慢，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加重了对自然资源需求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表现出明显的资源消耗型特征，更容易使中国经济在“荷兰病”的侵袭下虚弱不堪。市场环境变化特别是市场供求变化导致的因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意外之财”，很容易使一个自然资源丰裕但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在比较优势陷阱中不可自拔。
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自然资源，这已是共识。那么比较优势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人力资源。无论从短期还是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中国丰沛的人力资源，将会是一个比自然资源更具竞争力的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有力因素。特别是，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加上不断深化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会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作用，透过世界经济发展史清晰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依赖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模式，逐渐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背景下人力资本不断得到提升的模式，这是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脱离“荷兰病”侵袭之困扰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