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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转型中的国家必然会遭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摩擦和冲突。当下中国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精英”与“平民”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起来。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本质上已经演变为官僚集团疯狂追逐“升迁”的竞争；以利润为目标的部门行业竞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新富阶层牟取“暴利”的竞争。权力及第＋金钱及第，便是“精英”对社会的垄断。失去节制的“精英”垄断必然走向堕落，而“精英”的堕落———就像人们已经在“黑窑奴工”中看到的那样———最终会引致“平民”的堕落，最后是堕落的系统化、泛化，也即社会的普遍堕落。实际上，各路“精英”早已在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利用其“秉赋”结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控制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但它们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配置”这些资源。社会，就这样分裂了。这极有可能把中国引向斜路引向歧途。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以传统的“中庸”观（“中庸”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可中国政治似乎又最缺少“中庸”）鉴之，中国正面临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骚乱和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混乱的双重风险；为今之计，是要勉力“执两端而守其中”。否则，对社会整体的协调，就会遭遇特别的障碍和困难。
《论语》凡二十篇，《尧曰》是《论语》治国安邦平天下思想的总结，其核心“民本”反映了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这不仅是先秦孔孟思想与后世儒家道统“礼教”的重大区别，而且蕴涵着现代国家管理“修齐治平”的巨大现实价值。梁漱溟先生说《论语》是“活泼的生活”，只能算对了一半。“……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窃以为，《论语》的另外一半———并且是核心的一半———应该是“自己”如何与“他人”协调的问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但“道”既已一去不复返，自然就只能“失道而后德。”（《老子·三十八章》）所以孔子是由“道”返“儒”，从对大多数人命运的深切关怀出发，竭力张扬“仁义道德”，由以推动社会整合和整体协调的实现。而后世“硕儒”之“经学”“理学”却是由“儒”返“道”，以“礼教”为主要手段维护既定秩序也即“精英”利益格局，极言“天道”而无视对“平民”也即大多数人的人文观照，事实上是抛弃了“孔学”的社会整合目标。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回到现实中，说“精英”们不知道“上下同欲”和“上下同乐”、在协调不同阶层利益的基础上谋求社会认同的道理，可能有失偏颇，但说他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恐怕不算冤枉他们。试想，如果“平民”们过不了“好”日子，“精英”们能有“好”日子吗？孟子早就告诫“精英”们要经常想一想“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孟子·梁惠王下》）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精英”们怎样对待“平民”，“平民”们也就会怎样对待“精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把这个道理就说得更明白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载舟覆舟”之说以水喻民虽是古训，但放在今日中国资源配置处于行政“分割”状态、财富分配向上扭曲（以攫取非要素收入为主）、层层封锁的信息垄断和控制、“精英”们霸占话语权的转型期，却仍不失警示意义。“共生”或“寄生”与“宿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对应”的：全体利害与共，“宿主”不存，“寄生”焉附？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后人附会的“平均主义”，其核心旨趣乃在不要排斥穷人！任何排斥穷人的地方都不可能安定，更不可能和谐！出于中国社会的整合、认同的需要，以建基于孔孟“民本”思想的“中庸”之见，只有能够体察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如何从个人特别是作为“平民”的个人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才能于“以人为本”上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之所在。8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菜市询价，便是一个信号：我们必须努力遏制贫富差距扩大防止贫富分化，必须努力平抑通货膨胀增进民众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