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要擦一擦油烟机，叫一个民工上来，姑且叫他民工甲吧。当时与甲讲好30元，然后拆卸下来搬到楼下。我忙着烧一大锅开水，准备若干旧报纸，抓空叫一个收废品的上楼把七十多斤的旧报纸卖了38元。收废品者只承认58斤，人家的秤就是这么说的，秤上没有任何标识，只好明白不了糊涂了了。就这么会儿功夫，拆油烟机的甲又叫了一个人来（乙），然后甲走了，乙已经把油烟机大卸八块了，然后告诉我密封圈坏了，需要换3个，每个22元。我一下子为难了，花钱还在其次，心里挺别扭，看着地上被铰得乱七八糟的旧密封圈，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坏了？还是先铰坏了，然后让我不得不买新的？再说，三个胶皮圈，每个成本不过几块钱，硬要卖22元一个，不是跟明抢差不多？这么一来，我要花的就不再是30元，而是96元。

　　结果是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三个密封圈要35元，加上拆洗费一共花了65元，乙还好心地安慰我说，你不是还卖了38块的旧报纸么？您就当花了27块擦油烟机了，这不就想开了？弄得我哭笑不得。无论如何，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密封圈从每个22元降到11.7元，降价47%，很满意了，比铁矿石跨国博弈的结果要强多了。

　　能把价格博弈到这个水平，我已经很知足了，须知与民工相比，我本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如果是磨一把菜刀无所谓，大不了把刀拿回来不磨了，可是抽油烟机被拆开来了，靠自己重新装上毕竟费劲儿，而且油泥那么大，这个技术门槛我迈不过去，所以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何况我烧了开水，折腾了半天，如果就此放弃，我的沉没成本也不小。

　　面对技术垄断的时候，实在是无能为力。而我们经常会面对这种门槛，技术含量并不高的门槛，比如明知道收废品的用的是“倒八两”秤，您能怎么样？总不能自己把报纸送到废品回收站去吧？就算您自己运去，谁能保证那儿用的就不是“倒八两” 秤呢？

　　据乙说，甲和物业有关系，只有他能进来，然后揽下活儿再转包给乙，30元的拆洗费都要归甲，所以乙就要在密封圈上找齐。这事儿一想挺有意思，换句话说，拆洗油烟机已经形成了甲的独占市场，我面对的不是多个谈判对象，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甚至不是寡头垄断，而是一个被独占的市场，而这是物业造成的。甲成了转包商，虽然变相涨价的是乙，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是物业。正是物业造成了甲独占市场的格局。

　　桥出事儿，路也出事儿，房子也出事儿，大概就是因为转包吧，包来包去，接最后一棒者没法提价，就只能偷工减料了。所以，我还算幸运，如果民工乙的做法不是变相涨价而是偷工减料，安上油烟机以后轮儿不转，不抽油烟，那才糟糕呢。

　　这种小博弈如果按照国际大博弈的做法就要有趣得多。比如，即使我们面对独占市场的甲，只要甲不够强大，我们可以派军队去打他，街坊邻居不出兵，我们自己出兵也可以，不需要征得物业的同意，然后通过武力操纵价格；我们可以制订自己的标准，如果甲乙的活儿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就可以分文不给，强迫他们自己“召回”；我们可以贬值我们的货币，让他们即使拿到钱，购买力也贬值了许多；我们可以强迫他们在小区内消费，然后涨价，让他们实际上拿不走钱，难以把资本回输到农村去;还可以制订各种环保标准、卫生标准。

　　换句话说，只要足够强大，即使面对独占市场或者寡头垄断的行为，也是不吃亏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折腾了那么多年都是围着中东转，就因为那儿有石油。如果仅仅有石油却没有强大的国力，就仍然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

　　从小处说呢，民工的这种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离乡背井、撇家舍业本身就需要较高的机会成本作为代偿，而进入城市打工要面对较高的生活成本、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于是种种风险就要在价格中找齐，或者说通过漫天要价取得风险补偿。而我们面对的不公平恰恰是我们居住的城市造成的。

　　在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家电维修、副食等方面我们基本上能够处于相对公平的环境，一方面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另一方面，是重复博弈的，比如豆浆牛奶早点要天天买，这样我们就有重新选择的机会，而拆洗油烟机的周期要一年左右，所以就造成了消费者被动接受的局面。尽管家电维修、副食制作的技术门槛并不低。

　　凡是不能重复博弈的地方都是不公平的，比如火车站附近的饭馆、商店，如果进了火车站东西就越发地贵，再不买火车就开了，消费者就只能被迫接受高价格。房地产也是如此，一套房子要住几十年，再加上婚后无房、等房结婚等等消费刚性，消费者也就没有了什么选择余地。

　　当市场处于严重垄断状态的时候，经济的活力就会减弱，因为生产者发现任何降低成本的管理革新、技术创新都没有意义，行政垄断、特许垄断的门槛无论如何都迈不过去。生产者觉得没有奔头，那这个经济就要出问题，没有梦想没有奔头的经济环境肯定是难以持久的。

　　看来，反垄断任重道远，而最关键的还是要把不必要的行政垄断清除掉，否则，我们会时时刻刻付出高昂的成本，不仅仅是擦油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