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能接触到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书籍，数量还是非常有限。做一下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就可以知道，十九世纪中期，京师同文馆出版过《富国策》，但那只是作为内部教材，发行数量极少。1902年，严复翻译斯密《原富》（即《国富论》）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影响稍广，这才使得中国人大略窥见现代经济学的面貌。但是与其他科学、文学等知识引介相比，经济学的位置还是很边缘。

　　根据已故的经济思想史权威胡寄窗教授的统计，1920年至1921年之间，中国只出版了16种经济学相关书籍；1921年至1922年，出版了22种；1923年至1924年，则出版24种。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这个数字不断增加，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抗战爆发后回落。总的来看，一直算到1949年，我国解放前出版的经济类书籍，包括国人编撰和翻译，总数约2000余种。

　　作为参照，我去查了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06年中国新闻业出版基本情况”。去年国内总共出版经济类书籍19783种，其中初版12930种，数量是13418万册，也就是说，每十个中国人能分到一本经济类书籍。不到百年，经济学类书籍的增长速度竟接近千倍。

　　现在几乎每个出版社都在出经济类书籍，但质量良莠不齐。回头看，上世纪七十、八十年前已是如此，那时竞争简直比现在还要残酷。出版社也是沉浮起落，罕有长盛不衰的。就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根据胡寄窗教授做的统计，二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学书籍出版数量明显增长。1929年至1930年间，出版数量是前一年的三倍。而我所熟悉的一些民国时期经济学名著，多半是那个时期与读者见面的，那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与国际学术前沿最接近的时代。

　　今年正是三联书店前身之一的生活书店成立75周年，刚出版的《生活书店史稿》记录下生活书店一段光荣历史，而且附录生活书店出版的全部书目，给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经济学出版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生活书店1932年在上海成立，邹韬奋主持。抗战爆发以后，它西迁汉口，在各地设立分店，并于1948年将我国香港地区的读书、新知两家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文学和思想性的著作，如郑振铎、茅盾、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并不是它的重点。但细细数来，它在短短十几年里，也先后出版了政治经济学25种，中国经济44种，外国经济11种，国际经济8种，总数90余种，达到一定的规模。

　　而且，生活书店出版经济学书籍的方向与其他出版社不同，不重学术经典，也不重海归名家，但重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重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传播西方思想根据地。他们往往找名家翻译西方经典，找著名学者写“万有文库”，虽然选题可能并不是最新，但能保证书本身足够经典。其他如泰东书局、光华书局等，风格不同，也都各有一批联系紧密的作者。与他们相比，生活书店创办历史不算长，但它的社会科学类图书的特点很突出，即社会主义倾向。在它那么多经济学作者里面，沈志远先生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沈志远生于1902年，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后来受组织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沈志远考取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同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书刊编译，并参加《列宁选集》第六卷的翻译出版工作，1931年回国。

　　沈志远与邹韬奋交往甚密，一开始就与生活书店联系密切，后来甚至还加入过生活书店的工作。他总共在生活书店出版了十余本书，包括《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研习资本论入门》、《近代经济学说史纲》等。此外他还旁涉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出版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其中《新经济学大纲》最负盛名，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版达18次之多。

　　19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真正在中国展开的阶段，陈豹隐等人刚刚开始翻译《资本论》。而沈志远这些留苏背景的学者则用通俗语言来普及马克思经济学的常识。那时也是社会巨变时期，“废两改元”，“统一法币”，但政治动荡，经济也非常混乱。知识分子都没有真正经历过现代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所以看到苏联那种井井有条的计划经济，非常向往。沈志远所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就成为30年代中国最热门的思想潮流之一。

　　除了沈志远以外，生活书店经济类作者还包括有彭迪先，杨培新、王亚南、许涤新、骆耕漠等，都是有成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如王亚南是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译者，不但重新翻译了斯密、李嘉图的大量著作，还与郭大力一同译完了三卷本《资本论》，而他的代表性专著《中国经济原论》也在生活书店出版。

　　这些作者1949年后都成了国内最著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学院和政府部门里担任要职。生活书店则变成了三联书店，从香港迁回内地，转变为国内极有特色的大型出版社。所以上述这些作者的书也获得了充分的重视，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