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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高教体制改革，积极促进高校的重组合并。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1月至2006年3月，1083所大专院校被合并为431所，产生了一批规模巨型，研究型、综合型的大学。
如此规模的改革，涉及面又是这么广，出现争议也就不意外。因为这样的改革，无法像科学实验那样，把不同结果相比较。美国电力业十多年前也曾改革，25多个州通过立法，以市场定价取代政府管制价格，统计数据显示，那些州的电价上涨幅度普遍超过未立法的州，一年要多收费480亿美元。改革显然失败，这引发了重回价格管制的呼声。而中国教育改革没有此类参照物，故将来也难有确定性结论。
高校合并的目标很明确：要提高规模效益、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改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从而提高科研竞争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那就让我们通过因果关系的分析，来探索一下高校改革目标实现的有效性究竟怎样。
依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在工业化时代，投入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所要克服的瓶颈是资源有限性。所以，生产组织以规模效益为基础———通过大机器的运用，标准化的产品，批量性的产出，从而得到最低的单位成本，最经济的资源使用。那个时代的代表是机械化、生产流水线、铁路和公路，以及统一的消费需求。那个时代最盛期，产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它曾经显示出巨大生命力，但到上世纪后期就每况愈下了。托夫勒的解释是，问题不在体制本身，而是因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记元，即第三次浪潮。它以知识主导、信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出反大众化（Demassification）特征。
知识产品的创造往往投入巨大，但成本主要发生在首个产品，之后的复制或再生产成本则极低。因为生产不消耗或者几乎不消耗资源，产量可以无限大，而收益惊人。如微软公司的MS Office产品以95%的世界市场占有率，2007年销售达到了147亿美元———而它的边际成本，即每卖一个额外产品的成本，几近于零。《世界之战》的制作成本为1.32亿美元，可影片在上映期的全球票房收入达到6亿美元（尚不算电视转播、DVD等其它收入）。美国药厂Pfizer的壮阳药伟哥在1998年获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上市，仅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的销售额已是十多亿美元。那一颗药卖十多美元，可生产成本大约为几美分（不包括研发投资，那算作首个产品的制作成本），那是名副其实的暴利。
在知识主宰的时代，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资源有限性”已被推翻。信息时代所寻求的是“群体效益”———因为知识产品的再生产成本极低，只要为主流群体接受，只要有足够需求量，也就有最好的经济效益。
记得80年代末我读博士时，文字处理的软件尚有Display Write、Word Star、Word Perfect、MS Word等众多选择，可今天的微软Word已成为主流，其它产品已退出市场，或是越来越微不足道。制药是研发密集行业，而那成功率低到几乎渺茫：平均每20个开发的新药，只有二到三个能够完全通过临床试验的全部阶段；而每5000个新发现的化学合成物，才有一个才能成为市场上的药物。数据显示，不足三分之一的美国医药公司能回收研发投资。
这体现了知识时代的成功定律：在竞争中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产品崛起，而其余的都将是败者；成功者富可敌国，而败者则难有立锥之地。那样的竞争是高风险的游戏，是残酷的淘汰赛，除了幸存者外都要出局。这是制约知识产品创造的是巨大不可确定性。社会的科技发展产生于人类无数次的努力探索，在此过程中只有极个别的幸运者，能给社会带来根本性变革，其余的大多数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又因为新技术在刚出现时是不成熟的，要在发展中不断不完善，所以在技术发展早期，我们难以预测，也无法用行政方式来决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知识时代所要寻求的竞争优势而是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成败也不是决定于细节管理，而是战略性的规划和布局。这就更加凸现出政府作用力的重要性：国家的政策、发展策略和资源分配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创新发展，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败。
而高教改革就属于这样的重大国策，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尽力提升重点大学的科研竞争力，使它们在知识创造的能力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作为重点大学，不仅要有足够研究经费，吸引最优秀人才，提供最好的科研设备，了解科技前沿的新动向，更要有切实可行的科研项目，脚踏实地，以积极态度寻求技术上的突破。为此，国家要为知识产品的创造提供制度的保证。
怎样才能创造出最好的知识产品，以获得必要的“群体效益”？———竞争；怎样才能不断创新，以保持技术的领先地位？———竞争；又该怎样应对科技发展的不可确定性，以确保中国不被甩到世界后面？———也还是要借重体制内部的竞争性。
很显然，通过高校合并，达到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用，求得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思维是计划经济观念的延续。如果说，今天的科技突破如同大海捞针，最保险方式就是分散、多元的体制，是齐头并进的发展，是通过竞争来保证最好技术的崛起。以这样的经营方式，才能保证中国在全球竞赛中拥有一席之地。最后结果固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那是最好技术的崛起，尽管有其它多数的淘汰出局，但那不是资源浪费，以知识产品的特征，成功技术的“群体效益”足以补偿项目重复设置的付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在高教和科技领域的投资，不应以资源整合和集中为投入方式，那不仅削弱内部竞争机制，不利于产生最好技术，还增加搭上错误班车的风险。那样的宏观计划，尽管目的是加快科技发展步伐，但结果则可能欲速而不达，甚至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