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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纳斯比特令人兴奋。当一些未来学大师如大前研一、阿尔文·托夫勒、克里斯·安德森等急着去分析描述被互联网所改变了的世界面貌时，这位以《大趋势》等大著风靡世界的作者则转向了人们的思维和精神，转向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新近出版的《Mindset》中，他归结出11种见地和对五大趋势的预测（只可惜，中文书名用了“定见”，而不是用“心态”或我本人喜欢用的“见地”）。抓住决定一个人思维和行为的见地，也就抓住了变化的源头。
纳斯比特的视角，引发我强烈的共鸣。许多人总感觉到商业中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被环境、被现实限制住，而实际上限制住自己的，正是在成长过程中烙印于内心深处的许多无形制约。人们需要一种力量，需要一种爆发力，来突破局限。这种爆发力源于心灵与思维，源于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见地。
商业充满了传奇。20多年前每天上班撞钟的柳传志，今天成为驰名中外的企业家，而且在花甲之年成功转型，从卖产品到制作好公司；十几岁踏上北京的无助小子黄光裕，立志把一个小小的档口，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连锁大卖场，资本嫁接传统产业，成了耀眼的中国首富；沈南鹏一举甩掉海归眼高手低的通常形象，连续创立携程和如家，受到海外资本市场的追捧，紧跟着一转身自己也做起了PE，把传统实业、网络与资本整合起来，创造新生活和新财富方式； 80后的高燃们，全没有被圈养一代的身影，小小年纪为实现创造的激情而创业，不再是为了生计而创业……我们可以不断列举下去，可以列举成百上千个企业家，但是那毕竟还是少数。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是时代变化的宠儿。
可是，为什么时代提供的机遇没有被大多数人抓住，只被少数企业家抓住了？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出身、人脉，还是他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基本观念？一如纳斯比特，我更倾向于后者。那些成为出色企业家的人，便是他们把握当下情绪的“见地”，“见地”使他们卓尔不群。
人的一生，大概经历三个阶段：“你应”、“我要”、“我是”。在孩童时期，我们通过依赖享受幸福。我们睁开眼睛，世界就向我们奔来。我们闭上眼睛睡觉，世界也就消失了。大人说的话天经地义。从小我们就习惯了“你应这样”、“你应那样”的训导。
后来，我们跌跌撞撞地长大了。对各种各样的“你应”，由反感而抵抗，可是渐渐地把“你应”转变成了“我应”。进一步把“我应”转变为“我要”。这个主词和动词的转变，显示了一种自主的意识。人生就从“你应”过渡到了“我要”。
当“你应”和“我要”自然地糅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人习惯，成为一个人的呼吸和饮食，他会形成一系列该不该做的独立判断，渐渐成了“我是”。这其中，有老师传授的东西，有自己摸索的东西，也有环境迫使自己必须做而成为习惯的东西。一系列思维习惯和惯性，性格脾气，爱好追求，等等东西构成的一个人的“见地”。这个 “我是”的见地，决定了人生的不同走向。
当然，“我是”与“唯我独尊”只有一步之遥。宗庆后的娃哈哈，已经是几万人的队伍了，有几个经营主体，但是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他一个人挑。一个人的世界很孤单。同样是第一代企业家，柳传志对人性的把握不可谓不透。联想历史上该出手的时候，他会毫不含糊地出手。可是，在他的麾下，新人不断涌现。杨元庆、郭为、朱力南、赵令欢、陈国栋、陈绍鹏等等，这些领军人物谈吐视野思维都进入一定的层次。柳传志则在轻松自在之中，成功转型，他跳出具体事务，关照着多个产业，而把精专的人物放在了第一线。
公司成长了。一个是孤家寡人独撑局面，一个则是后进不断挑起大梁。两种轨迹，同样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宗庆后对人性至察而心不明。表现出来就是多疑于物，而不通透。柳传志对人性至察而心通明，始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团队能做什么。他们内在的心态和见地，形成了他们全然不同的判断力。宗庆后生性多疑，没法对人做出判断，只好自己独手擎天。而柳传志则得益于自己的判断力，得益于对人格的把握，他没有因为个别人对他的背叛而对人性失去信心。对人性的那一抹灵明，使他善于择人任势。他不以现有能力框定一个人的潜力，善于把一时看上去还不能独挑大梁的人，培养成可以独挑大梁的高手。
柳传志深知，一个人可以通过接触世界来提高判断力。为了培养杨元庆与郭为，当年他宁肯牺牲一些企业发展的短期利益，把完整的集团一拆为二，为的是让老虎有个摔打的空间。他时刻关注老虎的情势，该给翅膀时给翅膀，该给权力时给权力，该给股权时给股权。企业成长起来了，管理团队也随之成长起来了。公司因此而步入持续经营。
在柳传志与宗庆后背后起作用的是他们的见地。一个人的见地，是由一个人心态、心智能力、喜好、感觉、经历以及环境共同塑造的。见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动机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