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 朱璐璐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达3.2%，8月份更是同比上涨了6.5%，创出十年历史新高，此外，楼市、股市也不断上涨，于是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来为宏观经济降温。中国人民银行已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他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些诸如上调印花税、发行国债、下调利息税等政策配合。然而这些政策、组合拳出台之后，效果并不明显，股市楼市依然迭创新高，CPI指数仍然高居不下。面对这些不断高涨的经济数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药剂，立刻出台更严厉的措施来防止经济过热。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政府今年调控政策的数量之多，频率之快，力度之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93年-1994年的宏观调控。当时由于投资需求的迅速增长，使得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逼近25%，中央紧急出台了宏观紧缩调控的措施，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当时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一度超过11%。在短期看来，当时的宏观调控是成功的，价格指数很快一路下滑，在1997年就已下降到3%，而经济依然稳定增长。然而，自从1997年11月份，我国的物价出现了负增长，有效需求长期不足，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五十多个月的通货紧缩，而政府被迫又开始治理通货紧缩。总结上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控的时候过于注重经济指标，一味地下猛药治理，希望能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忽视了政策的时滞性。
一般来讲，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一定的时滞，就是说政策从制定到获得主要或全部效果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时滞主要分为两种，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前者是指着手制定政策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是指政策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时间。财政政策的外部时滞较短，而内部时滞较长，因为财政政策通常要有一个较长的批准过程，因此使用起来一般比较谨慎。而货币政策的内部时滞很短，因此运用得较多，然而它的外部时滞较长，这是由于货币政策工具在影响有效需求时所经历的传导环节较多。因此，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它的影响力一般是由弱渐强，往往越往后效果越明显，而对当期的影响并不显著，各项经济指标可能在短期内不降反升，让人会误解当前的政策效果很小，应该加大力度调控。
当前看来，面对主要由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引致的物价指数的飙升，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没有收效，然而是否需要加大调控力度，仍然有待商榷。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工业农业产品比价关系不合理，致使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偏低，从而使农产品供给减少，由此带来价格上涨，这属于市场机制正常的自发矫正。我们认为，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引致的物价指数波动是一个暂时性的扰动，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调控或者市场调整，农产品价格自然会趋于合理，届时这个扰动的效应会自然消除，经济能够重新步入正常轨道。然而如果此时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那么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政策时滞性问题的存在，当农产品供给提高后可能正值紧缩性货币政策逐渐显示效果的时候。届时，市场的有效需求将会受到抑制，农产品价格可能会再次出现非理性下跌，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偏离正常轨道运行，政府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宏观调控的怪圈。
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够机械化、简单化的针对当前的经济指标，逢高便疾呼紧缩政策，逢低便呼吁扩张政策，而是应该理性地分析影响这些经济指标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政府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且短期效果不显著之后，更应该谨慎决定是否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避免在本轮调控之后，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时代。
（作者单位：常清，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朱璐璐，北京大学财政学博士）